贾宝玉本该循规蹈矩娶娇妻传香火，读诗书求功名，但是，这种种被认为“应该”的事情都在他的计划之外。他只顾自在活着，谈谈情说说爱，发一回痴发一回狂，等到世事轮回到悲情时间，大观园里群芳凋零，偌大的贾府再无昔日风光，他便在那人间种种痛苦里失了灵魂，行尸走肉般消失在天地间的茫茫大雪里。
伤害与成长常常相伴而来。完全生活在伤害之外，也就难免与成长擦肩而过。所以，当李煜年过而立，他并没有成为似老酒醇香的成熟男人，以至年近不惑时，金陵陷落的剧变，突然就掀起了他生命乐章的高潮。
也是在那前后，李煜才算告别了童年的天真。
多情是仁厚也是残忍
东风吹水日衔山，春来长是闲。落花狼藉酒阑珊，笙歌醉梦间。？？佩声悄，晚妆残，凭谁整翠鬟。留连光景惜朱颜，黄昏独倚阑。
——阮郎归
这首《阮郎归》，也曾被收录入冯延巳的《阳春集》。冯延巳是南唐宰相，文人气息浓郁，常抱着“娱宾遣兴”的目的作词，屡出新意，但从根本上讲，并未脱离“花间词”的范畴。因为对冯延巳这种刻板印象，初读此词，只因其中“佩声悄，晚妆残，凭谁整翠鬟”之语，便将其归入了思妇念远的题材。
不过，亦有人说这是李煜所做，他借思妇怀人，表达了对入宋不归的弟弟从善的思念，还有对南唐江河日下的担忧。“佩声悄，晚妆残，凭谁整翠鬟”，实是君王李煜的无奈呐喊，呼唤有人能来挽救风雨飘摇的南唐。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并不认可这种说法。
李煜给人的印象，虽怯弱却有赤子情怀，爱就是爱，恨就是恨，少作扭捏之态。在被幽禁的岁月中，他尚且让歌姬高唱“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毫不掩饰家国之思。在他仍然掌舵南唐时，又怎会以这样隐晦的方式表达所想所念、所忧所虑？直到有机会接触到南唐词抄本，词下都注有“呈郑王十二弟”，且篇末加盖“东宫府印”，这才渐信《阮郎归》确系李煜手笔。
“郑王十二弟”，正是李从善。他是中宗李璟的第七子，在家族兄弟中排行十二，李煜口中的“七弟”“十二弟”，都是从善。
从善入宋之事，根源在于南唐国势的日益衰微。
早在后周时，李煜的父亲李璟已取消帝号，自称江南国主。李煜登基后也无励精图治的想法，反而比他的父亲表现得更加谦卑，上表北宋朝廷，表示永远臣服，希望以此打动赵匡胤，容他在江南逍遥度日。
燕雀不知鸿鹄之志。文人李煜从一开始就不懂政治家的野心。赵匡胤志在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睡塌旁边自然容不得他人酣睡。很快，北宋灭了楚国、荆南、后蜀，兵戈直指后汉。李煜不仅没有唇亡齿寒的觉悟，反而在赵匡胤授意下，写了一封言辞华丽的劝降信给后汉国主刘伥。刘伥的骨头不像李煜那般绵软，见信勃然大怒，回书更是措辞强硬，誓与李煜绝交。李煜把两封信一并呈给赵匡胤，正中这野心家的下怀。
北宋以此为借口，出兵后汉，很快告捷。到了971年，江南六国中只剩下臣服赵宋的南唐和吴越。同一年，汴京城里建起了一座礼贤馆，规模堪与皇宫相提并论。赵匡胤说，这是为李煜修建的。
李煜当然不会领情。本以为处处恭顺就能偏安一隅，接到赵匡胤邀他入朝的消息时，李煜傻眼了。名为相邀，实则更像胁迫。吴越王比李煜更懂明哲保身的道理，眼见后汉覆灭的厄运，他长叹一声，然后献土入宋，住进礼贤馆。
北宋朝廷一再催促李煜，他既没骨气硬扛，也没勇气北上，思来想去，决定派从善入宋。或许，李煜并未想到从善此去会成为宋朝的人质，他只是派从善去纳贡。没料到赵匡胤封从善为泰宁军节度使，强行把他留在了汴京。
如果南唐有吕不韦一样的谋士，能帮助在赵国做人质的子楚归秦，那么，他可以靠计谋救回从善；如果李煜麾下有赵子龙一样的猛将，能从曹营百万雄兵中七进七出救阿斗，那么，他可以靠武力救回从善。后人多怨南唐无猛将谋士，然而再想到李煜错杀大将林仁肇之事，便惊觉并非南唐无人，实在得怨李煜不是像秦庄襄王、刘备一样的明君，所以韩熙载不朝，林仁肇枉死。
送行宴上一别，成了李煜兄弟在江南最后的相会。此后，在南国熏风中长大的从善，远离家人，在北方苦寒之地过着寄人篱下、朝不保夕的生活。
李煜敢怒不敢言。当时，南唐国人多已有了亡国的恐慌，人人心中都承受着山雨欲来的压迫感，表面上仍是一派歌舞升平，该写词的写词，该谱曲的谱曲，教坊里还在排练新的舞蹈，寺庙内照旧香火鼎盛。南唐君臣自欺亦欺人，以此支撑彼此恐惧的灵魂，也为偏安的国策找一个借口。
或许，李煜仍旧对宋王朝怀有一丝幻想，这才收敛心性，以怨妇之名抒发苦闷，才有了这一首委婉含蓄的《阮郎归》。
“东风吹水”起篇，不如“吹皱一池春水”那样闲适；“日衔山”相缀，却不见“白日依山尽”的壮美。“闲”字嵌在词中，确是惊心的自嘲——他既无心寻春，也无心赏花，要操心的国事很多，却偏偏无从下手。太平盛世君王言“闲”，或能博一个风流俊赏的雅号；风雨欲来时不知未雨绸缪，大概便已背上昏君恶名了。李煜有心无力，没人教过他怎么做好一国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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