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以这个道理揣度李煜对自由的贪恋，便不难理解他被逼无奈下表现出的坚持——他的自由，必须以权力为基石。沐浴在温柔南风中的李煜，习惯了南唐子民的朝拜，他不想成为宋君金丝笼中的鸟雀，任由赵匡胤对着他人夸耀：“瞧，这是朕的猎物！”
仰人鼻息、忍气吞声的日子，只是想一想，都让人窒息。
李煜的强硬不代表他突然转了心性，而是因为被更深的恐惧所驱使。他的恐惧，源自赵匡胤的步步紧逼。在这个秋天，南唐和北宋的矛盾已经明朗化。不得已，李煜像那个卷帘的美人一样，目光越过高高宫墙，开始认真打量他生活的时代，也打量置身其中的自己。
多年隐忍终究避免不了背水一战。李煜已避让无路，退无可退，可是，战争一触即发的前途又让他束手无策。那种无力感，和卷帘人“欲寄鳞游，九曲寒波不泝流”的无奈和哀婉一般无二。所谓“上阵亲兄弟”，如果从善在身边，李煜还能多一个可商量的心腹，但现在他远在汴京，处于北宋的严密监视下，不要奢望说上几句知心话，他甚至不得不迫于赵氏淫威，写信劝降。
国将不国，兄弟离散。家事、国事，让人不堪重负。在这复杂的境况下，李煜性格中分裂与矛盾的部分再次展现：一方面，他时常对身边的人说，倘若宋军果真南下，他将亲自披盔戴甲，上阵杀敌；另一方面，他派另一个弟弟李从镒，再次向宋朝纳贡，希望换得短暂的和平。
进退间，李煜全无章法。
但不管南唐是否做好了迎敌的准备，974年的秋天，宋军开始进攻金陵。李煜不由得长叹一声：躲了这么久，这一战终究还是来了。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心事数茎白发，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野路无人自还。
—— 开元乐
“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这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对李煜的评价。他以宋徽宗赵佶的亡国之曲《燕山亭》与后主词相较，认为李煜那对春花秋月、寒雨晚风的辛酸喟叹中，具有更深层次的悲凉况味。
赞其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的崇高精神，并非指李煜能如释迦一样以身饲虎、割肉喂鹰，也不是说他会像耶稣那样以自己的鲜血赎世人的罪恶，而是说李煜词中对灵魂的拷问和对人生的探究，几乎能代表人类共有的悲哀。如此高的赞誉，或是出于王国维个人对李煜的由衷喜爱，未必能得到其他人的认同，但这段评价引出的另一个话题则毫无争议，那就是后主词有鲜明的宗教色彩。
李煜对佛教的笃信，是有家族背景的。
据陆游《南唐书·烈祖本纪》记载：“荣性谨厚，喜从浮屠游，多晦迹精舍，时号李道者。”“荣”是李煜的曾祖父，也就是南唐烈祖李昪的父亲。他英年早逝，不久妻子也病故，留下年幼的李昪无依无靠，只能在寺庙栖身，李昪不可避免受到了佛教影响。等到李昪登基为帝，即刻下令广修寺庙，善待僧侣，并组织高僧讲法传经。后来，中主李璟也受此影响，在佛教推广方面下了更大力度，并常与僧人、臣子参禅论经、机锋辩禅。宋代史学家马令的《南唐书·浮屠传》有载：“南唐有国，兰若精舍，渐盛于烈祖、元宗之世。”
在这样一个信仰佛教的帝王家族长大，又天生一副悲悯心肠，李煜受佛教影响之深更超过他的长辈。李煜在位时，除了像祖父一样兴建寺院，广度僧尼，还像他的父亲一样与僧人往来密切。有史料称：“后主笃信佛法，于宫中建永慕宫，又于苑中建静德僧寺，钟山亦建精舍，御笔题为报慈道场。日供千僧，所费皆二宫玩用。”另据史料记载，后主李煜与多位禅师往来频繁，终日参禅论道，不亦乐乎。
李煜传世的数十篇词作中，屡屡出现颇具禅味的“空”“梦”二字，既与他的生活经历脱不开关系，也是受到佛教空、苦等观念影响的结果。尤其是后期作品里，更是萦绕着一股散不开的空幻和悲苦的感觉。
试想，当北宋的大网一天天收紧，柔韧而细密的网线缠绕在脖颈上，弱小的南唐挣扎喘息，而身为南唐国主的李煜却无力回天，他当是怎样的焦虑和恐惧。他那一颗惶惶之心，仿若北国春日沙尘肆虐时，黄沙漫卷，树摇花殒，就连黎明也如日暮一样昏黄难辨，人在其中寸步难行，进退维谷。唯有清幽佛堂里晨钟暮鼓和诵经声，才能撞破茫茫沙尘，给光明留一道缺口，让人获得短暂的安宁。
关于《开元乐》素有争议，有人说这是唐人诗作，李煜十分喜爱所以誊抄在册，也有人坚持说这本来就是李煜所写，寄托着他对俗世烦扰的深深厌倦。
他有满腹心事不知从何说起，关于国家命运，关于儿女情长，关于做一个帝王还是做一个诗人，诸般种种，千头万绪，总是不能遂人心愿。然生命本就是如此玄妙，有阴晴圆缺，一如人间生离死别无常聚散；还有阴差阳错，一如他捧着一颗诗人的心，偏偏又被注定了帝王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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