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的一生，从浮华到幻灭，从欢乐到悲伤，就如风中烛光，风中飘蓬，命不由他定，由风定。
无论做“转烛”，还是成“飘蓬”，都非李煜所愿。回忆过去的种种，惊觉他人生中竟无多少如意事。感怀身世之余，惆怅和苦闷达到极致，一句“天教心愿与身违”，把所有不如意归结为天公不作美，而这，不过是李煜的自我安慰，也是他的又一次逃避。
能令李煜埋怨命运不公的，幼子仲宣的早夭乃是其一。仲宣聪敏强记，三岁时就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孝经》，这本是当时书生们准备科举考试所学的典籍，他小小年纪就已熟记，足见其天资聪慧。除此以外，他熟悉全部繁缛的宫廷礼仪，和大臣相见时应对有度。
按照宫内规矩，皇子出生后应该由专门的宫人照顾，但大周后爱子心切，一直把他留在身边，亲自教导。961年，大周后病重，不得以只好让仲宣住在别处。他在佛像前玩耍时，一只猫蹿上悬挂在宫殿墙顶的琉璃灯盏，灯坠地发出巨响，仲宣受到惊吓而生了病。几日后，他竟就此夭折，当时只有四岁。
大周后得知仲宣的死讯，病情加重，很快也辞世。
年轻时便遭遇丧子、丧妻之痛，这对生活一向平顺的李煜来说，是无法弥补的憾事，只能徒劳埋怨天公不作美。至于几年以后的亡国，更是李煜不愿见到的。
在登基之初，李煜也曾想过要当一个好皇帝。大臣张佖曾劝他要以汉文帝为榜样，休养生息，励精图治。在这份奏章上，李煜批示：“朕必善初而思终，卿无今直而后佞。”然后，张佖被提拔为监察御史。
可惜他的治国热情一闪而逝，反而终日流连于诗词书画、歌舞音乐、美酒爱情。耿直的大臣纷纷劝谏，李煜最初尚能一笑而过；后来，内史舍人潘佑和户部侍郎李平劝得多了，话说得重了，又有奸人从中挑拨，李煜竟将潘、李二人先下狱后诛杀。
大将林仁肇为挽救南唐王朝，向李煜献策先发制人，由他带兵偷袭北宋。为了保护李煜，他甚至道：“若担心势不能敌，于国不利，可在我起兵之日，将我眷属拘捕下狱，然后再向宋朝廷上表，指控我窃兵叛乱。事成，国家或可受益；事败，我甘愿受杀身灭族之祸。”胆小怕事的李煜犹豫再三，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后来北宋使出反间计，李煜反而果断地毒杀了林仁肇。
另有《钓矶立谈》，记载着这样一桩事：
后主天性喜学问，尝命两省丞郎给谏、词掖集贤、勤政殿学士，分夕于光政殿，赐之对坐，与相剧谈，至夜分乃罢。其论国事，每以富民为务，好生戒杀，本其天性，承蹙国之后，群臣又皆寻常充位之人，议论率不如旨尝。一日叹曰：“周公、仲尼忽去人远，吾道芜骞，其谁与明？”乃著为《杂说》数千万言，曰：“特垂此空文，庶几百世之下，有以知吾心耳。”
原来，李煜也常和大臣讨论富国强民之策。但每当臣子的意见与他相左，他从不自我反省，而是责怪大臣们不理解他。他自比上古明君，感慨当今世上没有如周公、孔子一样的贤者，所以无人理解他的为君之道。他还把自己的治国见解记录下来，盼着百世后能有人理解。
根本不需百世，金陵城破的一刻，李煜所谓的“道”，已成为笑柄。百世后若有人读到其“数千万言”，恐怕也只能长叹一声。
李煜自毁长城，又不肯听讽纳谏，亡国是人祸，怨不得天。
或许，性格已决定他本就不是南唐国主的上上人选。弘冀若没有病逝，从善若更为年长，或许，南唐都不会那么轻易就土崩瓦解。他既没有治国之才，又无领军之勇，除了仁厚，似乎不见其他任何可助其成为优秀政治家的品格。由此，后人更在百世之后，觉得《浣溪沙》中“天教心愿与身违”一句，其实也暗含了李煜不愿为君之心。
李煜是否真的不想做皇帝？这是个无人可以解答的谜题。倘若他果真厌倦庙堂，大可做个顺水人情，把皇位拱手让给野心勃勃的从善。事实上，他可能只是不想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枯燥的治国理政上。光政殿内的臣子对答，远不如瑶光殿里的琵琶曲更能静心，勤政殿的权力博弈，更不及禁苑寻春的一分乐趣，李煜享受着皇位赋予他的种种特权，丰富着各种生命体验，却不想履行君王的义务，在国破家亡后，也归咎于天。
李煜笃信佛教，应知佛曰：
“人生有七苦：生，老，病，死，别离，怨憎，求不得。”
由此来说，“心愿与身违”本就是人生常态，所求越多，失望的机会便越多。就如李煜，要逸乐还要江山，要美人还要华年，倘桩桩件件都如他所愿，需得天公多少垂怜？
昔日在暮色中等待月上柳梢时那你侬我侬的情意，已如东流水。斜阳被琼楼玉宇掩映，在花荫上洒下一层金黄的余晖，如梦似幻。李煜畏惧的一切，都成了现实。下阕中“空”“谩”二字，道出说不尽的寂寞、悲凉、迷惘、无奈和追忆。
这所有愁绪，在登临时更达到了一个顶峰。客居他乡者，往往最惧登山临水。纵使山再高，也无法让登临者窥见故乡风光，极目处，天与地连接一起，极远又似极近，反而更增三分失落；纵使水再深，也无法让临水者御水而行，凭栏望，海天一线，那屏障若隐若现，又添了七分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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