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刻，它是以法国士兵的牺牲为代价换来的。法军负责掩护撤退，约18万人被俘。这时，英法两国都已经认识到，德国已经取得了胜利。6月14日，巴黎失守。马奇诺防线被德国从后方攻克，毫发无损。6月22日，法德两国签订了停战协定。法国北部和西部被德军占领，其余部分成为了一个傀儡国家[114]，首都设在温泉小城维希[115]，以84岁的“一战”英雄贝当[116]元帅为首。当时，维希政府正忙着制订国家重建计划，它不愿把400名被俘的德军飞行员转交英国政府。英国也曾强烈建议维希政府将法国的海军舰船凿沉，以免落入德军之手，但他们没有这么做。一时间，法国又呈现出了帝国的样貌。不过，在停战协定签署前的6月18日，一位持不同政见的军官戴高乐[117]与一些支持者到达了伦敦，并在那里建立了“自由法国[118]”政权。很快，这一政权就在非洲的法属殖民地获得了大量的追随者。与此同时，法国民众开始遭受德国占领军的无情盘剥。为了防止德国人控制法国海军，英国人在阿尔及利亚[119]的海港凿沉了法国海军的大部分舰船，同时，其余地区的法国海军将领也与英国签订了协议。就在这个令人绝望的时刻，墨索里尼加入了战争。
当时，英国在欧洲大陆已经没有了盟友。而且，随着意大利的参战，英国此时甚至连地中海都无法通过。在敦刻尔克大撤退期间，英国内阁曾犹豫是否接受议和，丘吉尔也短暂考虑过这一点。这时的局势与1917年非常相似。当时，德国人正在对退出战争的俄国人开列条件，他们也向英国人暗示，英德两国可以牺牲法国的利益达成交易。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做了一番考虑，最后没有同意。因为，控制了俄国的德国将是无法抵挡、不可战胜的。在1940年，这一点更加明确。这时，丘吉尔站了出来。他说我们继续战斗。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决定，但是丘吉尔在英国拥有广泛的支持，有的内阁成员甚至激动得热泪盈眶，对他的决定表示欢呼。然而希特勒本人看不清这一点，他向英国人开列议和条款，口气极为强硬，一副胜利者的姿态，于是很快就遭到了拒绝。丘吉尔表明了他对战争结果的期望。这一期望很简单：德国应该放弃它所得到的一切，同时用行动保证将来不会再重复同样的罪行。
现在，战争已经形成它自己的冲力，理性已经被抛到脑后。在大多数英国人看来，早在1939年夏，战争就已经打响。人们当然不愿放弃，虽然胜利的希望仍然十分渺茫。德国的战争机器正在海峡的另一面集结，它的指挥官们正在制订入侵不列颠群岛的作战计划——海狮行动。不过，德国人的战舰很少（在挪威战役中，德国海军遭受了较大的损失），无法保证胜利。而且德国空军还得为集结在法国海岸的驳船提供空中掩护。德国空军的目标是从英国皇家空军手里夺取制空权。随后，德军轰炸机将在战斗机的掩护下实施轰炸，逼迫英国投降。德国人的计划考虑得不够周全，他们没有足够的战斗机。从5月10日到7月31日，德国空军已经损失了近4 400架战机。英国皇家空军在基地附近作战，几乎不用考虑油耗问题，而德军飞行员则必须预留足够的油料，以便飞机能飞回基地。8月13日，德军对英军实施了代号为“鹰袭”的大规模空战。两天后，不列颠空战打响，并一直持续到9月15日。一开始，德军的目标并不清晰，导致了重大的损失。8月15日，德军的75架战机返航时仅剩下了34架。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指挥官休·道丁[120]命令英军飞行员避免与德军战斗机在空中缠斗，而是让他们去攻击德军的轰炸机。随后，德国空军改变了攻击目标，开始袭击英国南部的飞机场，给英军造成了较大的损失。这时，一场意外发生了。8月24日，为了减轻飞机重量以便返回基地，一名德军飞行员把炸弹投到了他以为是农村的地方。可实际上，那里是黑暗中的伦敦。英国皇家空军认为德军已经开始轰炸英国城市，于是用空袭柏林来进行应对。希特勒失去了耐心，命令德国空军轰炸伦敦包括民用设施在内的一切目标。9月7日，伦敦开始遭受轰炸。随后，轰炸持续了一个星期。9月15日，德国空军实施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轰炸。当天，英国空军只损失了26架战机，而德国空军损失了60架（英国给出的数字是185架）。截至当时，德国空军又损失了1 773架战机，而英国则损失了915架。此外，当时很少有人关注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英国制造战斗机的速度比德国快。英国重整军备起步较晚，所以考虑更加充分。而德国却一度陷入混乱，方向不明，机构众多，各部门交叉重叠，他们甚至有17个不同的研究实验室。当比弗布鲁克[121]勋爵开始主管英国的飞机制造后，他结束了每3名政府职员负责一架战机这样莫名其妙的规定。他简化程序，在电话上下达命令，对委员会的意见不屑一顾。如同阿利斯泰尔·霍恩[122]所说，他在“用咆哮指挥”。在飞机制造方面，英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而德国空军却搞得一团糟。在1945年的慕尼黑，为了节省油料，德国人用牛把他们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拖到机场上。在1940年，英国人每周可以生产500架战机，而德国只有一半。
此时，德军被迫取消了进攻英国的计划。为了进行报复，希特勒和戈林命令德国空军继续对伦敦实施轰炸。在随后的6个月里，只要天气允许，德国战机就会飞临伦敦上空。这是一段民族史诗般的历史，有一张照片很好地向世人展现了这一画面。照片当中是庄严的圣保罗大教堂，四周是数不清的建筑所燃起的熊熊烈火。直到1941年3月，德军每月都要在伦敦投下9 000吨高爆炸弹。伦敦东区的造船厂是德军轰炸的重点目标，当地的居民只能在防护设施里过夜，有时甚至得深入地面以下。乔治·奥威尔写道，那里的纪律非常严格，民众极少慌乱。在奥威尔的笔下，英国民众普遍非常团结。奥威尔还用有些抒情的笔调（见《狮子与独角兽》一文）把当时的气氛描绘成了一种社会主义式的解放。而另一些人则以不同的方式获得了解脱。格雷厄姆·格林[123]把他的家人丢在身后的牛津市博蒙特大街，在大英博物馆附近的一座房屋里与他人私通。格林的职责是报告博物馆的火情。有一天，正在巡查中的他被炸弹炸伤，只能爬着从楼上离开。这一经历促使他放弃了那位女子。后来，他把这一经历写成了小说，而小说又被改编成了电影，片名叫作《爱到尽头》（The End of the Affair）。在“二战”当中，类似这样的解放或解脱的例子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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