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溃了明军的主力部队之后，努尔哈赤军威大振，转而截击北路军——马林部。四月十四日，马林率明军与叶赫兵出三岔口，扎营于富勒哈山的尚间崖，派潘宗颜领一军驻守斐芬山，又遣龚念遂率一军守卫斡辉鄂模，企图互为犄角，彼此声援，这样的排兵布阵无异于分散自己本来就不够强大的力量。而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在西线刚刚消灭明兵主力杜松部，乘胜挥戈北上，军队气势正是旺盛的时候。十五日，后金兵首先击溃了驻守斡辉鄂模的明军，随后又攻打尚间崖，明军大败，马林仓皇逃往开原，紧接着，努尔哈赤回军猛攻，又围歼了斐芬山的明军部队。
击垮了明军的两路部队之后，努尔哈赤已经牢牢地掌握了战争主动权，经过简单的休整之后，后金部队立刻回师南下，截击东路军——刘铤部。
四月十日，刘铤率领的明东路部队出宽甸。十六日，大部队进抵阿布达里岗，跟随配合的朝鲜将军姜弘立率部到达富察，距离赫图阿拉仅有五六十里。这时，努尔哈赤已在西北两路获胜，得知东路军已经接近都城之后，立即派扈尔汉、阿敏、代善、皇太极领军出发，日夜兼程赶赴东线，很快就在东线集中了三万多人的集团部队，待机而动。
按照努尔哈赤的指挥，代善率领己部在距赫图阿拉五十里处的阿布达里岗“设伏于山谷”。为了能够诱敌深入，代善命令明朝的降官持前次战役中所得的杜松令箭求见刘铤，诈称杜松已抵达赫图阿拉，催促东路部队迅速增援。刘铤一听杜松已经到了赫图阿拉，立刻着急起来，觉得自己的功劳马上就要被人抢跑了。为了能分得胜利果实，既没深究消息的真假，也不等朝鲜将军，急忙率本部人马直奔赫图阿拉，并在阿布达里岗陷入重围。后金军“不意突出，冲断前后”，刘铤战死，全军覆没。
聚歼刘铤部之后，代善迅速集合八旗兵马，攻打富察一带的朝鲜军，姜弘立的军营被团团围住，“孤阜狭隘，人马偪侧，屡日饥卒兼之焦渴，欲走则归路已断，欲战则士皆股栗，至有抛弃器械，坐而不动者，事无可为”，无奈之下姜弘立只好率全军投降。
面对东、西、北三路军队的全面失利，杨镐急令南路军李如柏撤回大本营。从四月十三日开始，努尔哈赤仅仅用了五天时间便打下了一系列漂亮的歼灭战。在此次战役中，明军文武官员死三百一十多人，士兵阵亡四万五千八百余人，丢失马骡驼两万余匹，遗弃火器大小枪炮两万件，明军完全失败。
“萨尔浒战役”是关系到后金与明帝国兴亡的关键一仗，在中国军事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是集中使用兵力、选择有利战机，连续作战、速战速决、各个击破、以少胜多的典范战例。在战斗中，充分显示了努尔哈赤机动灵活的指挥才能和后金将士的顽强作风，在五天之内，在数个地点进行了数次大规模集团作战。战斗前部署周密可靠，战斗中勇敢顽强，战斗结束后迅速脱离战场，迅疾投入新的战斗，连战连捷。这一仗让明军丢了威风，却让后金部队打出了信心，当年六月，努尔哈赤又挥军打下开原。七月，攻占铁岭。从此，辽东军事彻底逆转，后金部队由防御转入了进攻，明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进入了全面崩溃的阶段。
而此时面对东北局势的急转直下，坐镇北京的神宗皇帝朱翊钧依然忘我，虽然“东事危急，京师十分可虑”，却仍然不理朝政，甚至拒绝召见长跪门外的文武群臣，一心玩乐，丝毫不把边疆军务放在心上。
第54节：奈何江山唱晚(54)
（二）熊廷弼——传首九边的悲哀
万历四十七年六月，明帝国辽东主将更迭，熊廷弼走马上任。这是一位有胆有识，才华横溢的名臣。虽然是文官出身，但因边患急遽，所以苦练骑射、钻研兵法，被誉为“善左右射”，有“盖世之才”。
面对敌强我弱，危在旦夕的险恶局势，知识分子出身的熊廷弼没有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反而是毫不畏惧，逆流而进，担起了拯救国家于危亡的艰难重任。上任之初便亲巡边境城堡。当时，沈阳、辽阳军民四处躲避战火，帝国的官员们谁也不愿意去沈阳任职，熊廷弼却于七月只带数百疲弱士卒，连日兼程抵达沈阳，紧接着又乘雪夜亲赴毗邻后金的抚顺城。
经过巡视之后，熊廷弼基本掌握了辽东的布防情况，此时的沈阳虽有兵卒万名，但“堪战者不过一二千人”。而一向号称兵强马壮的军事重镇辽阳，只有残兵二三万，“皆无甲无马无器械，既不能战，而守城又无火器，将领中军千把总等官，俱贼杀尽，各兵无人统领，辽至今日，可谓无兵”。
九月初，熊廷弼特上长疏，极言“辽左大势久去，战守已无可支”，“备陈兵马军民器械将领不堪战守之状”。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以守为稳着”，“守正所以为战”的根本战略方针，奏请集兵十八万、马九万匹，分驻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镇江诸要口，没有军事行动的时候就地操练，如果有小规模的行动则各自为战，假如强敌来犯，则诸关口守军互相应援。紧接着又在重镇辽阳设兵二万，以策应周围的要塞军队。熊廷弼的这种做法正是发挥己之所长克敌之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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