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下批示，也不一定是要杀他。现在我们要向领导小组汇报，能判几年就判几年，投入劳动改造算了！
1977年12月7日，省法院党组听取了刑庭汇报后的研究：
——对于反动文人如何判，这是一个新问题。捕时，经过了省委，这非同小可。看来过去没判，搞对了！要权衡得失，对科技人员的政策，也要考虑。要根据形势，来处理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涉及广，复杂，多商量一下有好处。把情况整理一下，向省政法小组汇报再定。
1978年7月4日，全国广泛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近两个月。省政法领导小组听取了汇报后的研究结果是：把《归来》鉴定一下，请文联提一提意见。
将这部作品送请省文联鉴定，是李海初老法官首先提出的建议。他的本意是，借助文联的权威意见，抵消当年以省师范学院中文系为突击队的那场“人民战争”。其时主持湖南文联的，是著名作家康濯。他和文联的许多同志认真审读了这部手稿，向法院写了正式书面意见。这书面意见是：
——《归来》是好书、不是毒草。主题是好的，爱国的，健康的……只要给作者提供一定的条件，这部小说未必不会成功……
《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死中获救（三）
但是，文艺界与法院的正义力量加在一起，也没有那些主张给《归来》及其作者下毒手的人们的权势大。因为那些人都是随自己的兴致给他人以生杀予夺的铁腕人物。对他们来说，什么党纪国法、人性良知都得统统靠边站。
正是这实事求是的人们，与对文痞姚文元的批示也抱定“两个凡是”式态度的人们，激烈交锋相持不下的时候，过去长时期在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带动下，一向敢于培育新青年和为社会正义而呐喊奋斗的《中国青年报》与《中国青年》杂志，在1978年10月双双复刊了。它们每天都收到成箩成筐的来信和来稿。一天，也经历过“文革”十年磨难的《中国青年报》文艺部女编辑顾志成，亲手拆开湖北宜昌树脂厂青年工人李谦的来信，信上说：
编辑同志：
几年前，我从某种“渠道”，得到一部名为《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小说。当时，因为正在收缴这本书，我是怀着一种“犯罪”的心情，一口气读完的。我被书中那些生动的故事情节和真实的、健康的思想感情深深地吸引住了。它压根儿不是什么“反动小说”，而是一本在“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时期实在难得的好小说……当然，这本小说写得还比较粗糙，存在一些缺点，是可以进一步加工提高的……
对于这样一本辗转传抄、到处流传、深受众多青年喜爱的好书，前几年，竟被扣上“反动小说”的罪名，横加诬陷，严令收缴，并且对传抄、传看这本书的团员、青年进行追查、批判，实在是令人不平，我们怎么也想不通！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多了，随着在各方面落实党的政策，也应该给《第二次握手》恢复名誉了……
我们建议：迅速调查《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的情况，给予平反，并希望早日公开出版这本书。我们盼望着！
看完信，顾志成才想起这不是第一封反映《第二次握手》的来信。她随即从废弃的来信来稿中，翻出了许多类似的信件。随之有关这部手稿的命运，在她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大大的问号和一个同样大的惊叹号。
顾志成借回手抄本一口气读完。她立即向报社文艺部主任王石作了反映。由此，《中国青年报》所有负责同志，都十分关注这部手抄本及其作者的命运。
一天，顾志成去中国青年出版社看望一位部队作家，聊起了这个手抄本，引起在座的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王维玲的兴趣。他从《中国青年报》借来手抄本也一口气读完。一大早，他就从家里赶到出版社，把手抄本往该室副主任李裕康面前一放，急切地说：“这个，你看看。”说完就转身，没说第二句。
第二天，李裕康一见到王维玲，只说了一个字：“上！”
从此，中国青年出版社决心为出版《第二次握手》奔走。《中国青年报》也决心为这本书及其作者的平反而忙碌。
但是作者是谁？他现在在哪里？这都成了人们急切希望得到回答的头等大问题。《中国青年报》派出女编辑顾志成、中国青年出版社也派出女编辑邝夏渝，共同外出调查。最后她们从北京市公安局打听出确切的信息，以及“事件”的来龙去脉，即刻南下长沙。
这时候，作为党的又一里程碑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在进行。胡耀邦针对“两个凡是”提出的“两个不管”，已为党内一切主张全力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同志广泛赞同。顾志成、邝夏渝到了长沙，首先找到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共青团中央委员、湖南省团委书记石玉珍。石玉珍表示全力支持她们的查访，并派出团省委的得力干部，陪同她俩去省法院。
到了省法院，她们要求立即与张扬晤谈，同时要求看看案卷与有关材料。省法院院长与省公安厅厅长联系后，同意她们拟出与张扬的谈话提纲，由省法院李海初出面提问，她俩以“法庭书记员”面目出现旁听，不得露出真实身份；若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在一旁插话。至于有关材料，由法院负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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