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三大案件的公正了结，福建全省各级党委和有关部门对提出申诉的四千四百四十一件涉及地下党人员的刑事和党纪政纪案件进行了复查。到1983年年底复查结案的就有二千二百五十三件，其中予以平反纠正的冤假错案达一千七百一十件，占复查结案数的百分之七十五点九。同时，承认了福州地区的东岭工委及东岭游击队、厦门市的原闽中地下党厦门省立医院支部、宁化县的闽宁游击大队；恢复了一千四百七十八名确曾入党、间隔多年仍具备党员条件的党员的党籍。
但是，由于“文革”灾难及“清查”的扩大化，搅翻了建国初期军队、老区、地下党干部会师时的“五湖四海”，不少单位领导班子的组成，出现了“清一色”——只选用来自一个方面或“文革”中同一个观点的干部——“表面无山暗有礁”，对地下党一些遗留问题的彻底解决，仍然难上加难……
福建地下党冤错案的最后解决胡耀邦再作批示：抓紧进一步解决
1983年冬天，从中共河北省委第二书记退到二线、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江一真，到福建调查山区经济。这对他来说，大有落叶归根之感。
他出生于闽西连城县，1927年十二岁就参加了革命。全国解放后，他曾回到福建工作了十几年，担任过省政协主席、省长和省委书记，人熟地熟山水熟。所以他这次一踏上故土，省委机关就有不少人对他说：中央三令五申选用“四化”干部，可我们闽南原来地下党培养的几百名大学生党员，眼看宝贵的年华就要耽误光了，你能不能想些办法关心一下?
江一真是个“肚子里打灯笼”、心地亮堂的直肠人。他就听不得有人受委屈“弯弯肠子”的事。前文平反“伊玛尼党”案过程中，以他为主的河北省委，立即撤掉顶着不办的沧州地委副书记张庆祥的职，就是一个例子。这次回到老家突闻还有一大批同志受冤，他那“山区经济”也就暂搁一边了，立即转入对这几百名“老大学生党员”的调查。
他调查了两个多月，调查得很细。他发现，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先后在厦门大学、从上海转到福建的暨南大学和其他许多大专院校及中学，培养和发展了一千四百多名知识分子党员；其中大专学生五百五十余名。他们大都学有专长。江一真对这五百五十余名大专学历的原地下党员，调查了其中的三百五十一人，其所学专业分别有国际贸易、工商管理、财政金融、工程技术等二十多种。他们当年都曾长期开展对敌斗争，建立了游击武装，最后为配合南下大军解放厦门和闽南各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全国解放后，由于相继发生了本文前面提到的三大案件的株连影响，加上历次的政治“运动”，原来这些组织中的知识分子党员，特别又有海外、台湾、港澳关系的同志，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迫害。有些同志被整死整残废；有些同志一直受到没完没了的审查和控制使用，几乎谈不上积极发挥他们本来可能发挥的聪明才智。
这当中使江一真感到特别悲怆动情的，是其中多数人因为屡屡挨整，级别偏低，生活十分艰难，特别是“八·一三”上海抗战后不久，从上海匆匆搬迁到闽北建阳的暨南大学的许多老师和学生。他们在抗战前就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如论资排辈，他们全都应纳入“土地革命战争”或“红军时代”序列的老干部。可是后来许多人竟被打成了“叛徒、内奸、特务”，直到八十年代初，对他们既不平反，也不很好地使用。有的是几十年前的老教授，才行政二十四级，比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还低两级，每月所得，与省委机关打扫院子的清洁工差不多。
江一真在调查中还发现，有些同志是福建地下党员，如果早早离开了福建，则往往没有遭到这种身心备受凌辱的厄运。如原来同是厦门大学城工部党员而早早去北京工作的十一人，多数已成了部队师级、政府局级干部，毫无缺吃少穿之虞。有些出走海外的，更成了颇有影响的学者名流。而留下来的这些“死忠臣”，则混到了任人欺凌踩压、讨吃要饭的地步!可是他们绝大多数都历经磨难而对党忠诚，工作兢兢业业，善于联系群众，一般身体都还健康，还可继续为党工作一段时间。江一真觉得，福建的这种现象的存在，主要还是党的政策落实得不够，特别是对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政策的落实，还急需继续努力快抓、抓好。
江一真回到北京后，迅速写出了《关于落实原闽南白区知识分子地下党员政策问题的建议》，于1984年3月10日送交中顾委常务副主任薄一波并报胡耀邦。
胡耀邦在3月14日对这将近三千字的建议作了九处批注，除标点符号共二百六十字——
在“这些组织在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和其他大专院校、中学，培养并发展了一千四百多名知识分子党员，其中大专学生五百五十余名”处，耀邦注：“请注意!”
在谈到“多数人屡屡挨整，级别偏低，有的生活困难”处，耀邦注：“要重视这种情况!”
在提到“不少人学有专长……三分之一以上有亲友在海外、港澳、台湾”处，耀邦批注：“要一个一个了解一下，凡属真有专长身体又好的人，要吸收他们参加搞侨务工作、对外经济工作、科技工作和教育文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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