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和耀邦见到了这份报告，立即批给中央组织部办理。当年8月7日，福建省委就接到了中央组织部的通知。通知表示“同意省委对福建地下党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并认为：
1981年以来，福建省委对处理地下党遗留问题，做了很多工作，解决了几个在全省有重大影响的地下党遗留问题；平反纠正了一批冤假错案；承认了一批地下党组织和党领导的游击队；恢复了一些地下党员的党籍，并做了大量的善后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这对进一步促进全省政治上的安定，增强干部之间的团结，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起了重要作用……
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按照耀邦同志今年三月对江一真同志关于落实原闽南白区知识分子地下党政策问题的建议的批示精神，继续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凡是问题较多、任务较重的地方和单位，必须组织一定的力量，善始善终地做好这项工作。
当月29日，省委向全省各级党组织印发了省委给中央的报告，江一真给中央的建议和耀邦的多次批示以及中组部的这个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根据耀邦的批示精神和中组部的意见，认真检查这方面的工作，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出发，进一步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党委领导要亲自过问，一项一项地认真地尽快抓紧落实。
后来很快，福建“老大难”之一的地下党遗留问题，终于得到了比较圆满的解决。
李之琏与温济泽之再见天日录李之琏与周扬的主要分野，就是如何看待“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1)
李之琏与温济泽，都是1957年“反右运动”结束近一年之后，于1958年秋天被“反右补课”补为“右派”的。
在这之前，李之琏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兼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党的“八大”代表，同时为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之一；温济泽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
既然他们都曾被打成过“右”字号人物，但没把他们的不幸与解放融入本书开头的《一次大解救》而专立一章，一因他们的遭遇颇为奇特，非寥寥数语可涵盖；二因他们的系铃人都是周扬，解铃人都是胡耀邦……
1955年夏季，全国大反“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肃反”运动。当年8月3日到9月4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举行了约70人参加的党组扩大会，对丁玲、陈企霞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斗争。会议结束后，由中宣部副部长兼作协党组书记周扬主持，写成了《关于丁玲、陈企霞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9月30日，由部长陆定一主持的中宣部部务议通过了这个报告，并上报党中央。
当时，李之琏也参加了这个部务会议。他作为中宣部秘书长，又是分管作协党组织生活的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早就听到了作协一些党员对批判斗争丁、陈问题的一些反映。同时他个人也考虑到：“肃反”与思想批判是不同性质的范畴，作协党组为什么不去搞“肃反”，而把重点放在对丁、陈的批判上?一年前，周扬还赞誉丁玲是以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观点描写农民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在毛泽东的文艺方针的指导下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新的巨大成就中的优秀作品”，转眼间却又由他主持批判丁玲的“反党活动”，这是怎么回事?
由于这些做法确实令人费解，李之琏在参加这次部务会议时，对作协党组的那份报告看得特别入神，从而发现这报告矛盾百出：
首先，这报告的题目和内容就分道扬镳：题目是《反党小集团活动》，内容却是抽象的思想作风、工作态度之类的表现，还说了丁玲历史上被国民党逮捕过的问题，等等，为什么不着重揭露他们的反党事实?
其次，报告强调了陈企霞和并未被列入“反党小集团”的李又然的“托派嫌疑”，从而“决定开除此二人党籍”。然而“嫌疑”毕竟不等于事实，何况这二人正被公安机关“隔离审查”中，还未做出审查结论，为何要急于开除他们的党籍?
再次，既然决定把“反党小集团”成员陈企霞和一个非成员李又然的党籍都开除了，为什么对“反党小集团”的首领丁玲的处理，反而“要看她对所犯错误的认识和检讨程度再考虑”?
再说，按照党章规定，在通常情况下，对党员的任何处分，必须经过其所在基层党组织讨论，并允许本人申诉；现在避着正被“隔离审查”的当事人及其所在的党支部，作协党组就决定开除他们的党籍，不觉得这有违党章吗?……
面对如许矛盾，李之琏觉得自己有责任开诚布公地表述自己的意见。他说作协党组报告中的“决定开除陈企霞、李又然党籍”的“决定”二字，应该改为“建议”才合适；因为对所揭发的问题尚需进一步核实，同时也避免向中央反映的情况有不确之嫌。
可惜，他的这一提议没有得到主持部务会议的部长陆定一的重视，作协党组的报告以及代中央起草的对报告的“批语”，就被草率地通过并上报中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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