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邦说：对于建国后和“文革”中每一项冤假错案的清理和落实被冤屈同志的政策，固然是党的组织部门责无旁贷的首要任务；而对于建国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不管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或战争环境的影响，还是受康生等人的阻挠破坏而没有解决或解决得不彻底的，我们组织部门也要把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当做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是，阻力是很大的。郭玉峰这样的极左人物，还是很多的。我们每向前迈一步，其难其苦都如登喜马拉雅山，所以说“步履维艰”!
耀邦说：不管如何“维艰”，我们也要有“会当凌绝顶”的决心。为此，他向大家提出了这样两个要求：
一、要求大家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把党的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一扫这些年来“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官衙恶习；使每一位来访的党员、干部，不论党龄长短、资历深浅、职务高低，都能感到一视同仁的亲切温暖，无话不可谈、无事不可求，把郭玉峰们过去紧跟“四人帮”们的那股习习阴风一扫而光。
二、“今后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散会后，他立即采取了一个大动作：把中组部所有还在“靠边站”的老同志——杨士杰、张策、章蕴、曾志、蹇先任、陈野苹、何载、吕枫等几十位部局级老干部，一一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谈心，说是“与很多老同志好久不见面了，叙叙旧”。他请这些老同志帮他分挑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重担。
谈完话，他立即给这些老同志分配了工作——
杨士杰，协助统管整个中组部工作，等中央批准后再正式宣布为副部长；
陈野苹、蹇先任负责老干部接谈组，专门接待来访的老同志；
章蕴、曾志两位老大姐负责已经作了结论的老同志的工作分配，具体事务由吕枫负责；
成立了阵容庞大的干审局，有一位局长和六位副局长，其首要任务就是落实干部政策。不久，曾被错划为“右派”的何载，就接任了这个局的局长……
如此放手大胆、雷厉风行，是中组部很多同志始料未及的。从此，“党员之家”美名重新大振。1978年1月，即耀邦到中组部安排就绪后的第一个月，每天就有几百人到中组部上访，全月来信达六麻袋。
重振“党员之家”“对夏衍、楚图南……这样的老同志，怎么能诬称他们为‘社会糟粕’呢?!”
在这许多来信中，有一封原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二百零五位干部的联名信。由于对外文委已被撤销，原属一千多名干部中的八百多人已被分插到有关各部，只有这二百零五位干部一直“没人要”，特向“党员之家”、“干部之家”求助。
他们在信上说：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我们都欢欣鼓舞，振奋异常。但身染极左路线遗毒的一些人一直剥夺了我们的工作权利，还说我们是“社会糟粕”。我们强烈要求继续为党为人民服务。
信末署名的有副部级干部五人，司局级干部十四人，处科级干部八十六人，精通多国语言文字的科级以下干部一百人，其中包括曾担任对外文委副主任的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革命战争年代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陈忠经等同志。
耀邦看了信愤愤地说：“这简直是胡闹!对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等这样的老同志，怎么能诬称他们为‘社会糟粕’呢?怎能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之类的不由自主的客观存在，就剥夺他们的继续为党工作的权利呢?‘文革’十年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磨难，难道还不够重吗?!”他随即指派干部组负责人与国务院政工小组取得联系，共同组成了一个工作组，由干部组的成员成鞘伯带队，前往调查研究。
工作组兵分数路，跑东城走西城，一一看望了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同志，分别召开了七八次座谈会，请所有长期受压抑、遭冤苦的同志畅所欲言。这二百零五位同志都深受感动。他们表示：没想到给中组部的信发出不久，中组部就派人深入了解下情，“党员之家”的传统终于又回来了。有人在座谈会上当场赋诗抒怀：
一年两年十余年，只耗草料不耕田；
等闲白了少年头，原来“四害”是祸源!
一月二月三四月，除了“四害”心欢悦；
东风浩荡春光好，只争朝夕情切切!
工作组更是快马加鞭。他们前后忙了十余日，关于这些同志为何久久不能安排工作的《情况简报》就送到了耀邦面前。耀邦阅后批下这几行字：
①这个材料很值得一看；
②请工作组顺从大家的心愿，一抓到底，限定时间，做完该单位全部同志的工作分配和妥善处理；
③立即考虑其他单位也推行“领导上第一线、一抓到底、干净利落全部解决问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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