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12月8日，他被“假释”离京，并被严嘱“不得对任何人透露被捕经过及判决书的内容”。然后被安排到笔者家乡江苏阜宁县中学图书馆管理图书，原行政七级每月三百多元的副省级高干，每月只给生活费三十七元。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他又被“群众专政”，关进了“牛棚”，成年累月地挨批、陪斗、挂牌示众，并从事冲刷厕所等力所不及的重体力劳动，终于积劳成疾得了严重哮喘症。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不久，七十一岁的恽逸群支撑着孱弱多病之躯，几乎是讨乞要饭地赴京申冤，但无人闻问。
1978年夏天，他风闻中央组织部又成了“党员之家”，立刻来京打探消息。他在新华社的老友庄重对他说：“你可以直接去见胡耀邦同志，请他为你伸冤。”果然，胡耀邦与他亲切长谈，热情慰勉，表示一定要为他的冤案彻底平反昭雪。耀邦还介绍他去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申请撤销那“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得上诉”的原判和恢复名誉。当年8月，中组部就根据恽逸群本人“先工作”的迫切要求，把他安排到位在南京的中央第二档案馆临时干点工作，每月生活费暂定一百二十元，其他待遇、职务，等彻底平反后解决。
1980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公安部先后撤销1965年原判，宣告恽逸群无罪。
1982年10月，中共上海市纪委筹备组作出了复查结论，并经中纪委批准，撤销1952年给恽逸群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恢复其党籍。
1984年4月13日，又经公安部复查，认为1980年对恽逸群宣告无罪的平反不够彻底，遵照《中共中央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精神，重新作了结论：恽逸群同志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他在潘汉年等同志领导下，在上海、香港等地从事党的情报工作期间，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对革命事业有一定的贡献。1955年后，恽逸群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审查处理，蒙冤二十余年，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同年5月12日，在南京石子岗殡仪馆举行了恽逸群骨灰覆盖党旗的悼念仪式，宣读了长篇悼词，新华社和京津宁沪各大报都发表了消息或悼念文章。
虽然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覆盖党旗晚了一大步，恽逸群到南京中央第二档案馆临时工作后不久，便于1978年12月10日因旧病骤发而去世；但在胡耀邦与他长谈之后，他就欣然预感他的一切冤情总会得到彻底洗雪；所以，在享年七十三岁临终时，他是瞑目与世长辞的。
秦川，又一位老报人，手持张稼夫介绍信，踏入耀邦家门槛，向耀邦诉说了自己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坎坷遭遇。
“大跃进”时，他已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当了七八年的宣传处长，听到各地对“大跃进”颇多非议。他去江苏、福建、江西、四川、陕西等地深入调查，觉得浮夸风和对自然环境的毁坏等情况确实非同小可。回到北京汇报调查所得，他说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就曾告诫全党，主观主义能导致亡党亡国亡头；那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主观主义也照样能够导致社会主义的失败。他说在全国，现在虽然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不会失败，但在个别地区，这种失败不但是可能的，而且眼下已经成了现实。同时，他还正式向上报告要求不再呼喊“毛主席万岁”，因为这与共产党人的谦虚谨慎背道而驰，而且也不符合人生的客观规律，完全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产物。不但如此，在庐山会议之后，他竟把彭老总在庐山招灾惹祸的那份“万言书”，推荐给一个号召大伙讲真话的单位负责人，作为向其本单位做形势报告的核心材料。在起草建国十周年大庆的宣传提纲时，他又把“自由平等博爱”作为提纲的引语……
所有这些作为与言论，都很快一一击响了康生耳鼓。康生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失败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一道令下，秦川被定为“右倾分子”，撤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皖北东部山区来安县半塔集劳动。1962年1月，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各地纷纷为彭老总等人之外的“右倾分子”平反，中宣部的六位正副部长坐成了一大排，想听取秦川畅谈“劳动锻炼”的收获，如何改变了“社会主义失败论”。他们未曾料想秦川不但不领这份情，而且直截了当而又十分简要地回答：“我不但分毫没改，而且觉得这种失败已是铁的事实，因为饿死了很多老百姓就是严酷而有力的证明!”
人数足有半个战斗班的正副部长们大失所望，他们认为秦川所说未免太过火。秦川说：“这并不过火，而是实事求是。”部长们让他写份材料。他说“写就写”，每个字写得“袁大头”那么大，写了几张纸。
一位副部长向别人抖抖这几张纸，说“这是十足的对抗情绪”。他说“可以安排秦川的工作，但要他自选门路”。秦川说：“这等同于上山下乡返城的待业青年。”
秦川找了当时任中央工交政治部主任的老熟人谷牧，谷牧让他担任了工交政治部宣传部长。耳目遍布的康生得到了“小报告”，即刻驱车到谷牧家大吵大闹：“你怎么能用这种人?!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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