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邦听了汇报，感叹不已，他对《人民日报》和中组部政研室的一些同志说：
“不出所料，许多老同志被整怕了，被整得碎了心。”应该关怀爱护他们、鼓励他们重新振作起来。”
“平反冤假错案，帮他们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只是‘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一个方面的工作；而更重要的工作是鼓励他们放下包袱，为党的中兴负起历史性重任!”
接着他与这些同志共同研究，决定写一篇题为《老干部的光荣责任》的文章：激励所有为革命事业做过艰苦斗争和奉献的老同志，都要挺起腰杆放眼未来，在这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新时期，勇于承担历史重任并搞好传帮带，把党的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群众路线、民主作风、谦虚谨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传给品质优良的中青年干部，快马加鞭地中兴我们的伟大事业。
1978年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达万言的文章，迅疾在全国引起重大反响。很多老干部纷纷给中组部、胡耀邦和《人民日报》来信发电报，表示坚决放下包袱向前闯，向一切背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行为作果敢的斗争，以振兴我们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和十亿人口的大“家”。
在这又是一麻袋一麻袋的信件中，也有1975年被中央专案组分别赶往陕西、安徽等地“监护改造”的彭真、安子文等人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诉说他们被押解到这些“监护改造”场所后，继续备受磨难，健康每况愈下。他们要求迅速返回北京治病，并解决自己的“莫须有”问题，重新为党奉献一份力量。
耀邦看到了这些老同志的信，即刻将其转呈主管中央专案组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遗憾的是，汪东兴没有批准这些老同志的要求。耀邦建议由中组部直接复查这些同志的悬案，汪东兴与中央专案组的人亮出了“两个凡是”：中央专案组的这些大案要案“都是毛主席定的，不能翻!”
那么不是中央管理的干部，而是各级组织部门直接管理的干部呢?耀邦提出：由中组部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的组织部长会议，以加快统一运筹对这些干部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和有关政策的落实。没想到，这也举步维艰!他得到的回答竟是：召开全国性百人以上的会议，也非得中央批准不可；但对召开这种性质的会议，中央认为不合适。这一个又一个晃眼的大“红灯”似乎向人显示着：你们不是要搞什么“党员之家”吗?哈哈……
事已至此，耀邦和中组部的许多同志只能横下一条心，进行关键性的一战……
奋起决战的外围战“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在要求复查中央专案和召开全国组织部长会议的问题上，一连碰了几个大“红灯”，耀邦把中组部的几位局长召来开了一个会。
耀邦说：几个月来，在好几位老一辈的招呼下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呼吁与支持下，我们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步子是很坚定的，但是实际进展并不像理想的那么快。第一，中央专案组审查对象的档案材料都在中央专案组手里，他们不肯交出，也不让我们插手复查；第二，不是中央管的干部的案件，我们讲话也不顶用，连召开一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组织部长和中央各部委有关负责人会议，以推动一般干部政策的落实，都得由中央批准，实际上就是不让开；第三，我们主张办任何事都得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更得实事求是，有人就打出“两个凡是”，似乎只要是毛主席定的批的案子，即便不那么实事求是，也只好随他去。
“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应该怎么办?”
讨论热烈而活跃。最后议决：
第一，不准开百人以上的大会，就分批召开省市区、部委的小会，叫做“疑难案例座谈会”；几个小会加在一起，不是全国也是全国的大会了。过去打仗连死都不怕，还怕多费口舌多劳累?
第二，“两个凡是”是可以打破也必须打破的。如果不打破“两个凡是”，让毛主席晚年的一些十分明显的错误想法和做法继续照样执行，一切的一切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让全国人心涣散、相互戒备、相互斗来斗去，我们这个国家的任何主义的现代化都谈不上。因此，凡是不愿意亡党亡国的同志，都必须挺直腰板与这种错误思潮作斗争。立即向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发通知，请他们带着一些最棘手的疑难案例来开会，一个又一个的小会接连着开，坚决冲破不准开大会的壁垒。
那么谁来主持这一系列座谈会?
耀邦与这几位局长谈话后经过一番思考，决定由中组部调查组的高奇，具体操办省市区党委组织部长分批参加的座谈会。
高奇是一位中年干部。耀邦曾启发他注意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勇于实践，有空多读书、多读历史，特别要熟悉党的历史，“那是现实生活中正确做人的知识宝库啊!”
这一次，耀邦又把他请到自己办公室，对他说：“你来具体操办‘疑难案例座谈会’怎么样?”高奇说：“我还没主持过这样的会，中央又没有解决疑难案件的政策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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