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耀邦等人来说，虽痛心疾首但并不感到惊奇，他们知道，一些专案人员在办“专案”过程中，是如何残酷迫害许多老革命的。别的不说，单以贺龙元帅专案组为例，在这个“主案组”之下，还设有十几个“分案组”：总参的王尚荣专案组，雷英夫专案组；总政的金如柏专案组，李贞专案组；装甲兵的许光达专案组；通信兵的陈鹤桥专案组，樊哲祥专案组；工程兵的谭友林专案组；北京军区的廖汉生专案组；成都军区的黄新廷专案组，郭林祥专案组；武汉军区的杨秀山专案组；新疆军区的张仲翰专案组；空军的成钧专案组，向黑缨专案组；国家体委的荣高棠专案组，等等。这些被“专案”的对象，都曾是不同革命历史时期贺龙同志的老部下，其中绝大部分是贺龙同志统率的红二方面军、八路军一二○师和晋绥军区的老干部。另有一位是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据说就因为秦基伟的夫人曾是西南军区的保卫干部，是贺老总为他们牵线做媒的，秦基伟也由此而被关押在一个部队农场长达七年之久。
这些专案组，其凶残冷酷狡诈犹如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刑讯、逼供、诱供和制造伪证成了公开的秘密：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的专案人员在他的床头吊了一个三百瓦的大灯泡，不交代“贺龙乞降通敌情况”，就折腾得他整宿整宿不能睡觉；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被整天罚站，不准解小手，硬逼他交代所谓的“贺龙罪行”；装甲兵副司令员顿星云拒绝参与诬陷贺龙和许光达，被专案人员猛一拳打瞎了一只眼；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通宵达旦罚跪，半边脸被抽打得黢青乌紫，骨瘦如柴，便脓流血；工程兵副司令员谭友林被连续几昼夜地突击审讯，险些死于狱中……
一位将军被打得通身剧痛实在没法忍受，被迫接过纸笔，按专案人员的口授，写下了贺龙在洪湖根据地大部分失手后，曾与蒋介石派去湘鄂川黔边区诱降的“特使”熊贡卿“议妥”叛变的条文，尽管贺龙当年及时向党组织做了汇报，并当众公审枪决了熊贡卿，根本没有所谓的“议妥”叛变的影儿。数日后，又有一位贺老总当年的老部下被屈打成招，“证明”贺老总当时之所以叛变未遂，是因为遭到红三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抵制和反对，出于无奈才杀了熊贡卿。
在所谓的贺老总“现行问题”上，贺老总的一位老部下也未能忍受住专案人员的残酷折磨而信口胡诌，说贺老总为研究“兵变”先后八次召开“黑会”，着重研究如何在各大军区和各军兵种安插亲信夺取领导权，以及掌握控制部队等问题，并将兵变时间确定在10月1日，第二天这位骨头欠硬的人翻供，专案组便对他进行更加凶狠的批斗，叫做“打他的态度”；这位软骨症患者几次翻供均被一一打了回去，专案组非要他“假话真说”不可。接着专案组按他的“坦白交代”提审了另外两个所谓“参加黑会”的人。酷刑之下，这两位也分别承认到“会”了，但参加会议的时间和地点，都与那位软骨症患者的“坦白交代”捏不到一块儿。
但主案组“分析”认为：肯定开过“黑会”。这么大规模的兵变计划，不开会各军区、各军兵种怎么统一到位?因而要求所属所有分案组一律以那位软骨症患者的“坦白交代”为准，“兵变”时间统一在10月1日。
历史就是这样被强暴编造的。从此各分案组竞相大打出手，只求目的而不择手段。一位瘦小体弱的将军已被罚站二十三个小时了，浑身一软便栽倒了。一个块头很大的专案人员走上前，拧住他耳朵将他拎将起来，可手一松，他又像一摊泥似的瘫软下去。一旁的好几个专案人员冲上去用翻毛大皮鞋猛踢他的小腿，疼得他抱住腿满地乱滚哇哇直叫，直到他喊了声“我交代”，那疾雨般飞踢来的“翻毛脚”才收住劲。一个专案人员将一枝笔往他手里一塞，诱供说：“好好坦白，那天是个节日!”
“五一?”
“妈的，不对!”
“那就是‘七一’?”
“还不对!再想想，是个很大的节日!”
“那就是‘八一’了!对，‘八一’建军节，我们军队的重大节日!”
“还是不对!不过差得不很远了，再给你三十秒钟考虑!”
“难道是‘十一’?”
“唔，到底是哪天?说!”
“‘十一’，是‘十一’!”
“好吧，那你写下来!”
专案组人员认为这是“斗争的需要”，不以为耻!
被迫害得最苦最惨的是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那些打手故意将面条倒在楼梯上，逼迫许大将趴下去舔了吃，并放肆地呵斥说：“你中央委员有什么了不起?你大将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想什么时候斗你就什么时候斗你!”他的专案组组长、装甲兵保卫部的某位副部长，在审讯时攥紧拳头带头朝许光达当胸一拳，打手们纷纷赤膊上阵，几次打得许光达心脏病发作昏死了过去。在场的医生将他弄醒，打手们接着再打，直打得他内伤累累，却不见出血。打手们打得他站不住了，就把他按在藤椅上打。有一次，一个狗熊般粗壮的汉子飞起一脚，将许光达连人带椅踢翻，然后又把他揪将起来扔回椅子里，鲜血浸透了他的白衬衣和被强行扒掉领章的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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