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还对日本客人说，毛主席一贯主张“有错必纠”，天安门事件是个错案，当然必须纠正。不只是天安门事件，如果有些问题处理不正确，也必须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有错必纠，这正是我们有信心的表现。这样全国人民才能心情舒畅，大家向前看，一心搞好四个现代化。
全国各大报刊随之对这一事件作出了更深刻更全面的新一轮评论：
当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以两个版面刊登了一万七千字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万岁——论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并在文内加了如下几个小插题：《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殊死搏斗》，《历史的里程碑》，《生活在教导人们》；
1979年4月5日，“四五运动”三周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发扬天安门的革命精神》的社论；
同一天，《中国青年报》为号召广大青年学习《扬眉剑出鞘》一诗的作者王立山，发表了社论《发扬“四五”精神，做王立山式的突击手》；
也在这一天，《工人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发扬“四五”精神，献身四化事业》。
《人民日报》的社论说：粉碎“四人帮”两年多的事实证明，广大群众继承发扬了“四五”运动的精神，对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对破除现代迷信、解放思想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都起了积极作用。希望参加这场斗争的人们在新的长征中再立新功。
拨乱反正鼓声急平反冤假错案的滚滚春雷响彻四方
这个震撼全中国也震惊全世界的大案，在推倒“两个凡是”后，就这样迅疾而干净利索地得到了大张旗鼓的彻底平反。在这个过程中及其后，神州大地平反纠正各种冤假错案的讯息，犹如滚滚春雷，响彻四面八方。
1978年7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文革”中的一百二十个“反革命”案件宣告无罪。其中有的是反对林彪、“四人帮”的革命同志，而被诬陷为“反革命”的；有的只是无意损坏了领袖像或喊错了口号、写错了字句，或发生了技术事故、责任事故，被无限上纲定成了“反革命”。浦镇车站的一位装卸工，说了句“毛主席红光满面，林彪骨瘦如柴”，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判刑五年；南京铁路局建筑工人萧经业，在一座不断冒烟的土窖西侧作业，因刮东风弄得他烟灰满身，说了句“刮西风就好了”，就说他与毛主席的“东风压倒西风”唱反调，被管制三年。还有的精神病患者，胡言乱语，也被当做“反革命”来惩办。
南京平反这些冤假错案，大得人心。被错定为“反革命”判刑十五年的范焕成，被改判无罪送回家时，范的几个儿女都含着泪，表示要努力工作，报答好心人的恩情。
1978年10月，中共山东省委在济南召开万人大会，为所谓的“阴谋陷害江青的重大反革命集团”冤案，彻底平反昭雪。
这个重大冤案的起因是：1959年，山东省公安厅根据公安部指示，为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对江青的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亲哥哥李干卿进行了调查，查明李干卿当过日伪和国民党的警察、警长、巡官、局员、津浦铁路“防奸组”组员等反动职务，是一个有历史罪恶的特务、反革命分子。1960年5月12日，江青给李干卿写信说：“有人找你的麻烦，你完全可以不理，要稳住，不要害怕，还有上边嘛!”“你要注意，不要因小失大。”
“文革”风起，窃据山东省革委会主任高位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山东的代表人王效禹，嗅知此事，便视之为进一步投靠江青、林彪集团的好铺垫。1968年4月2日，他给参与调查李干卿问题的同志，扣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铁帽子，既发密电又跑北京，向江青、林彪死党汇报。4月25日，江青、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康生，听了王效禹的汇报。江青破口大骂山东公安机关调查他哥哥问题的同志，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并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她哥哥李干卿过去很苦，只是“为了糊口，在旧社会干了几天警察，他们就对他……其实是对着我们的毛主席的呀……”
第二天，北京的三个人，带着江青、吴法宪的指令到了济南，即刻抄了山东省公安厅副厅长李秉政、警卫处处长于杰、省交际处处长陈静波、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王茂青、济南铁路公安分处副处长曲和钧、保卫股长史殿安等六位同志的家，并在4月29日，用北京来的两架专机把这些同志押到北京“拘留审查”，大搞法西斯式的审讯迫害。
同时，把身患重病的省公安厅厅长张国峰，从病床上拖起，押往外地一个小医院秘密“监护”，把他折磨致死。原肥城县公安局长叶茂林，在担任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时，只听过一次调查李干卿的情况汇报，也被投入监狱，出狱后不到三个月，就含冤死去。此案还株连了其他三十九名公安干警和他们的家属子女。
山东省委负责人在平反大会上宣布：所谓“阴谋陷害江青的重大反革命集团案”，纯属冤案，是林彪死党和江青，及他们在山东的代理人王效禹，蓄意制造的重大政治冤案；所有强加给被迫害同志的种种罪名，一律推倒，给这些同志彻底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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