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君出塞，对王昭君绝对是个正确的选择，使她逃离了皇宫监狱般的生活，并且使她成为千年流传的神话，成为文学史上一个永恒的题材。
汉匈两国真正进入蜜月期，一直到汉帝国被王莽所篡权。
呼韩邪单于之后，后继的复株累单于、搜谐单于、车牙单于、乌珠留单于等，基本上都遵从呼韩邪单于的遗训，与中国保留友好的关系。中国的北方边境获得数十年的和平，这使得元帝之后，虽然国力衰退，但由于外患不多，整个国家仍然相对稳定，史书对这段时间汉匈和平局面有如下记载：“是时边城晏闭，牛羊布野，三世无犬吠之声，黎庶亡干戈之役。”
这既有汉强匈衰的因素，也有王昭君的一份功劳。
王莽始建国二年（10年），五威将王骏等人抵达匈奴，向乌珠留单于要回原先汉朝所赐的印绶，更换为王莽新朝的新印。
匈奴单于没有疑心，以旧印换回新印。没想到王莽居然在印文上耍起文字游戏。
匈奴单于的旧印上，刻的文字是是“匈奴单于玺”；而王莽新制的这个单于大印，上面刻的是“新匈奴单于章”。
“玺”是王的大印，而“章”是侯的大印；新印上还增加一个“新”字，这无疑表明匈奴不过是新朝一个封国，而且匈奴单于被从“王”的级别降格为“侯”。
乌珠留单于上书王莽，请求更换大印，但遭到王莽的一口回绝。
对于匈奴汗国，对于乌珠留单于，这真是奇耻大辱。
此时西域的局势也开始变得微妙。
这一年，西域车师后国的国王须置离，因企图逃跑到匈奴，被西域都护但钦诛杀，车师后国辅国侯狐兰支率二千名王兵逃到匈奴。
紧接着，中国驻西域屯垦部队发生事变，屯垦兵团的军官陈良、终带、韩玄、任商等人击杀正在养病中的戊己校尉刁护，然后陈良、终带以“废汉大将军”的名号，胁迫屯垦部队及其实眷二千余人，集体向匈奴投降。匈奴单于大喜，封陈良、终带为乌贲都尉。
这两起逃亡匈奴的事件，拉开了匈奴与中国重新对峙的序幕。
根据元始二年（公元2年），王莽与匈奴达成的协议内容规定，凡是以下四种情况之一：中国逃到匈奴、乌孙人逃到匈奴、乌桓人逃到匈奴、西域诸国有佩中国所授印绶者逃到匈奴，匈奴一方不得接受。
现在匈奴公然接受西域与中国的逃亡人员，这个事件，标志着中国与匈奴友好睦邻关系不复存在了。
匈奴人撕毁协议，王莽大怒，他立即展示了他最拿手的文字功夫，把“匈奴单于”改称为“降奴服于”，改名有什么用呢？当然没什么用，只是王莽喜欢这样卖弄“微言大义”。
王莽设想了一个庞大的分裂支解匈奴的计划：北征匈奴，然后将匈奴划分为十五个单于国，由呼韩邪单于的十五个子孙分别担任单于。他下诏组建十二个兵团，征兵三十万，为了这次庞大的军事行动，作战所需的军服、兵器、粮食等，源源不断地从江淮北地运输到北方的边境。所征用的士卒民夫，凡有违抗者，一律以军法处置。
战争的机器开动了。
一边征兵，王莽一边使用诈骗手段，将呼韩邪单于的儿子栾提咸、孙子栾提登、栾提助三个诱骗到云中郡，然后软禁起来，根据支解匈奴为十五个单于国的计划，硬将单于的帽子加到三人头上。
消息传到匈奴后，乌珠留单于大怒，骂道：“先王呼韩邪单于深受汉宣帝之恩，所以我们不能背叛汉室，现在王莽根本就不是宣帝的子孙，凭什么当上天子，我们也不欠他什么。”于是率军南下，洗劫云中郡，屠杀百姓，北方边境转眼间战火又起，生灵荼炭。
王莽北征的计划，到了始建国三年（11年），一年过去了，仍然无法完成作战准备。原因是王莽执政的几年里，并没有国强民富，反而年年饥馑，特别是西北边境地区，王莽这个人对军事实在是外行，他要求军队要准备三百日的口粮，这是一个完全空想、不切实际的命令。
将军严尤是王莽时代头脑还算清醒的将领之一，他上书王莽，直言这个作战计划的不切实际：第一，作战部队已集结在边塞一年，大军长期宿营野外，生活艰辛，还没开战，士气已低落不堪；第二，边境地区的粮食必须由内地远程输送，而各地又多粮食欠收，连年饥馑；第三，一个士兵三百日的口粮，一头牛还无法负担其重，况且还要准备牛的饲料，以这种强度运输，不出三个月，牛就会活活累死，到时剩余的粮食就无法运输；第四，因为准备要长期作战，就必须要面对匈奴秋冬严寒的气候，所以还必须准备木柴、炭，以及必需的锅碗，还要准备水袋，这些物品运输量极大；第五，由于运输量太大，会影响大军的行军速度，行军到险要地带时，辎重有被截断的可能。
严尤最后得出结论：耗费民力过大，却很难有大的战果，这是极可忧虑之事。
王莽看了严尤的上书后很不高兴：天下哪有比我聪明的人啊，真是自以为是的家伙！不听，依旧我行我素。
最苦的还是百姓，自王莽兴师动众后，天下骚动，史书载：“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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