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他心胸开阔，尊重群众意见，知错即改，加之他按谶语选的干部也具有相当的素质和业绩，而不是像王莽、更始那样把一些社会渣滓扶上高位，他总的来说在用人上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
这个时候，刘秀虽然已经定都洛阳，但长安还在赤眉军手里。
他心里很不安，希望早点把长安拿下，就催促邓禹加紧军事行动。
这时，邓禹正按照刘秀的安排，在河东率大军西进。
作为刘秀的首席智囊，邓禹谋略超群，指挥有方，对更始连战连捷，还不断取得和扩大根据地。刘秀一称帝，任命的首批干部就有他：任命他为大司徒，封为酇侯。
在颁布对他的任命时，刘秀搞得很隆重，专门派出使者到前方送任命书，对他赞赏有加。
刘秀的任命文件说：“前将军邓禹，极有忠孝之心，经常与我运筹帷幄之中，而又决胜于千里之外。也正像孔子所说，自从我有了颜回，弟子们对我更亲近了。邓将军在前方斩将破敌，平定山西，功勋巨大。目前当地的百姓不文明，不友爱，邓将军作为司徒，要开展深入细致的精神文明建设，其要义在于教育干部群众要宽厚。现在朝廷派遣奉车都尉授予印绶，册封酇侯，食邑万户，希望能慎重行事。”
这里，刘秀夸奖邓禹可比张良、萧何，而让他食邑万户，已经是最高的赏赐了。
这时，邓禹年仅24岁。很显然，他年轻得志，是乱世中一颗光彩夺目的新星。
邓禹得到如此恩宠，深感责任重大。作为大司徒，他本来应该总理朝政，但帝国初创，面对战局，他只能按照刘秀的安排先把仗打好再说。
刘秀向左，邓禹向右——谁的意见是对的
历史的复杂和时局的微妙在于，它上演戏剧往往没有固定的剧本，也往往时不时弄出点出人意料的故事情节。
刘秀派邓禹西进，目的主要是看笑话，待更始、赤眉打得两败俱伤时坐收渔人之利。而邓禹动作太大，在客观上帮了赤眉一把，更始把过多的兵力用于防范邓禹，就根本经不起赤眉拳打脚踢了。
这时候，赤眉控制了长安及周边地区。
最可怜的是长安及周边的老百姓，在经历了王莽的暴虐、更始的无道之后，又不得不再经受赤眉的掳掠奸淫，长期难以脱离水深火热。
邓禹深得刘秀真传，那就是治军治政先做君子，待人真诚。
他乘连战连捷之威，丝毫没有放松对部下的管理，严肃军纪，大军所到之处，爱惜百姓，秋毫无犯。
当地的老百姓受苦受难惯了，一见邓禹的军队就像见到亲人一样，纷纷扶老携幼前来欢迎，很多人强烈要求参军，每天来投军的数以千计。很快，邓禹的部队壮大起来，号称“百万大军”。
而邓禹本人也表现得很有君子风范，无论走到哪里都停车驻马，对老百姓问寒问暖，安慰勉励。
男女老少聚集在他的车前马旁，大家一起话着家常，谈着生计，畅想未来，老百姓没有不拥戴邓禹的。邓禹成为老百姓的救星，名震关西。
刘秀对邓禹的表现十分满意，几次发文件给予他嘉奖和鼓励。
以忠实地记载史实而传世的《后汉书》充满感情地描述了这样的画面：“闻禹乘胜独克而师行有纪，皆望风相携负以迎军，降者日以千数，众好百万。禹所止辄停车驻节，以劳来之，父老童稚，垂发戴白，满其车下，莫不感悦，于是名震关西。帝嘉之，数赐书褒美。”
老百姓是如此朴素可敬，他们只要有饭吃，不受气就行了。
而再简单点，只要没有贪官污吏、地痞恶霸欺负就行了，甚至于吃饭的事，他们还可以自己想办法。
在中国做官又是如此简单，只要胸中有君子之心和人文关怀就行了，能干好事就干一些，不能干就在一边儿凉快，别胡来即可。
但是，很遗憾，官、民这两种本来可以很简单的角色，以及二者之间本来可以很简单的关系，经常被搞得很复杂，很混乱。
邓禹对此有深刻的了解，也做得很好。
刘秀对此有更深刻的了解，将做得更好。
目前，邓禹的声望如日中天，他手下的将领和关中豪杰纷纷劝他立即进攻长安。
但是，邓禹另有考虑，他向大家分析原因说：“不能马上打长安。我们现在虽然队伍庞大，但真正能打仗的少，前方没有可以依赖的粮草，后方也没有可以转运的物资。况且赤眉刚进入长安，士气正盛，财富充足。不过，他们毕竟是一群盗贼纠集在一起的乌合之众，并没有长远打算，虽然粮草充足，而事故多端，难道能长期坚守吗？现在上郡（治今甘肃榆林东南）、北地（治今甘肃庆阳西北）、安定（治今甘肃平凉）三郡地广人稀，粮谷丰富，牲畜众多，我们不妨北上休整兵马，利用那儿的粮食休养士兵，养精蓄锐，总能找到赤眉的可乘之机。”
不能说邓禹的主张没有道理，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重要，既影响了时局和历史的进程，又涉及对不少人的评价，在当时和历史上还引起广泛的争论。
说白了，在邓禹大军是乘胜立即进攻长安，还是养精蓄锐伺机再打的问题上，分为鲜明的两种意见。
一种认为要找个地方歇歇，避开赤眉的锐气休息一下，瞅准赤眉的漏洞再打。持这种意见的人很少，但有邓禹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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