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刘縯率军在宛城外面扎下大营，拿出志在必得的劲头儿，分兵布阵，把宛城围得铁桶一般。
在这种乱局中，除了这支联军，还有很多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队伍在打杀。
这些打打杀杀的队伍背景、成分、目的各不相同，但有这样几个共同的特点：
一是矛头对着王莽，以消灭新莽政权为目标。毕竟这年头最时尚、最有号召力的活儿就是打王莽了，局势已经发展到别管什么人，只要一说去扁王莽，马上就有成群的人跟着。
二是别管谁起兵，一旦凑够人数，立即称王割据。反正别管谁能得手吧，先称王割据了，就争取了主动，抢占了先机，进一步可以有抢一哥位子的机会，退一步或者偏安一方，或者用来讨价还价，也有点儿资本。
三是谁都想跟刘家扯上亲戚，说自己是前汉刘氏宗室的嫡传脉系。因为人心思汉甚烈，说自己是刘家正儿八经的亲戚，也就像说去打王莽一样，马上就有很多人跟上来，容易占据主动，赢得人心。
仅从公元17年绿林军起兵，到去年（公元22年），就有这么几拨儿：
公孙述自称“成帝”，割据今四川省；
隗嚣自称“西州上将军”，割据今甘肃东南部；
卢芳自称“西平王”，割据甘肃东北及内蒙古一带；
窦融自称“河西大将军”，割据今甘肃西部；
刘永自称“梁帝”，割据今江苏、山东、河南三省交界一带；
王郎自称“汉帝”，割据今河北西南部；
樊崇率领的赤眉军在今山东、河南、陕西、山西一带打击官军，一心想攻长安、杀王莽；
李宪自称“淮南帝”，割据今江苏、安徽一带；
董宪自称“海西王”，割据今山东东南部；
张步自称“齐王”，割据山东；
彭宠自称“燕王”，割据河北东北部；
秦丰自称“楚黎王”，割据湖北中部；
在今河北一带，还有铜马、尤来、青犊等多支农民起义军，人数达数百万之众，各自为战，到处攻城拔寨，见谁毁谁。
关于这些厌莽思汉的人想跟刘氏宗室攀亲戚，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早在王莽称帝不久的公元10年11月，京城长安就发生了一起冒充西汉成帝的儿子，诈骗高级军官的事件。
据时任立国将军孙建向王莽报告：
有一天，孙建正在街上走，一个男子拦在他车前，说自己名叫刘子舆，本是成帝与歌女生的儿子。现在王莽当亡，刘氏即将复兴，请发兵攻打皇宫！
这还得了！孙建立即把这个男子抓了起来，认真调查，发现他是唬人的，原来是长安人名叫武仲。
王莽毫不犹豫地把武仲杀了。
由于王莽本人的“极力倡导”和“身体力行”，绝大多数坑蒙拐骗、偷抢扒拿的勾当都十分盛行。有人在大街上公开这么干，说明当时反莽的情绪已经十分高涨。
可以这么说吧，自王莽篡汉得手以来，反他的人打出刘氏宗室的旗号，要么真的是刘家人，如刘縯、刘秀兄弟；要么辅助、拥立刘氏，如李通、邓晨。
而还有很多人则有点儿另类，要么冒称刘氏，如武仲，以后还有更搞笑的；再不就是干脆改姓刘，比如卢芳，在安定（今甘肃镇原县）起兵时谎称自己本来是汉武帝的曾孙，改名刘文伯，后来他果然因此在西北很吃得开，被拥立为上将军、西平王，不过最后还是被刘秀打趴下了，病死塞外。
“贤愚错位法则”——你优秀不见得你便上位
刘縯率联军十多万之众围攻宛城，城内岑彭县长则率残余的南阳官军拼死抵抗。
经过几次大仗，南阳的官军已经被联军吃得差不多了，包括岑县长本人在内多是伤兵败将，宛城的军需辎重也很缺乏。
但是，已经负伤的岑县长勇敢地挑起了本应该一个地厅级省辖市市长挑起的担子，完全凭着自己出众的组织能力和指挥才干，硬是扛住了联军一波又一波的攻击。
这时候，城外拼命攻，城里拼命守。城外慕名前来投奔联军的老百姓则越来越多，城里的人员、物资则一天一天减少。宛城攻防呈现胶着状态。
随着全国形势和眼前战局的变化，特别是队伍的迅速扩大，联军面临着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建立领导体系，推举最高领袖。
过去联军分成几支各自行动时，由于人数少，少则数千人，多则上万人，建立组织领导体系的问题倒不突出，大约着走就是了，打得过就狠打，打不过就快跑。
大联合以后，由于刘縯个人能力太强，能拢得住大家。
但是，现在不行了，十万大军，要吃喝拉撒，要行军打仗，再单靠个别人的个人能力是不行了，必须有一个公认的最高首领和统一的组织体系。
由于前面分析的社会原因，联军将士们一致同意从刘氏宗室中推举一个人当最高领袖，甚至当皇帝。但是，在推举谁这个问题上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问题立即变得很复杂，矛盾立即变得很尖锐。
虽然在消灭王莽的目标上大家是高度一致的，但在灭他的过程中，以及成功后利益怎么分成，则各有各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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