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刘秀登基当一哥的第十五个年头，他主要的考虑有三：
一是历经战乱和地方衙门更迭，各地的土地和人口数目非常混乱，已经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宏观决策、经济政策，以及征收税赋和派发徭役。
二是一些地方豪强疯狂地兼并土地，奴役人口，威胁到政权，也培育和激化了社会矛盾。
三是强化皇权的需要，刘秀要全面加强皇权，当然也包括实现经济领域的中央集权。
那就度吧。
但是，度田令颁布以后，立即遭到社会各方面的强烈抵制，社会矛盾迅速激化，一场发展下去势必影响社会稳定的动荡快速酝酿起来。
确切地说，刘秀作为一代明君，所颁布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大都是符合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的，是促进了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的。后人称他为“最有本事的皇帝”，绝非空穴来风。
但是刘秀的这个“度田令”，却是遭到了社会方方面面的强烈反对，差点酿成社会动乱。
来看看人们是怎么说的吧。
农民大哥说，打了这么多年仗，死了这么多人，俺终于夺到了一点土地，俺还从地主老财那儿脱了身，想干啥就干啥了！现在官府要重新量地，查户口，要夺俺的地，再往俺脖子上套链子，俺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地主老财说，我们本来就有很多土地，本来就奴役着很多人，我们还有自己的家丁护院，一般当官的我根本不甩他。现在朝廷要清查？省省吧！这官府上上下下都让我们喂饱了，谁说了算还不一定呢！
地方州郡县干部说，对于度田令必须表面上坚决执行，暗地里坚决对着干。他们在办公室说，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确保朝廷大政方针的贯彻落实；回到自己家的客厅，他们对满座的地主老财说，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确保朝廷大政方针的完全落空。我得到过大家的帮助，不会少了大家的；我大老远跑这儿做官，还靠弟兄们帮忙；我跟大家一样，家里也是有着不少的田亩和杂役的；我们弟兄是铁哥们儿，大家就沆瀣一气吧。
这样，刘秀的朝廷在度田令上成了极其孤立的少数。
在这样复杂而危险的社会变革中，地方州郡县干部成为产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少坏蛋瞒上欺下，阳奉阴违，对朝廷政令能推就推，能拖就拖，实在推脱不了，就干脆借机大捞一把。
他们从坚决不如实丈量上报地亩和人口出发，不仅大肆徇私舞弊，而且变本加厉，打着推进度田工作的旗号，苛刻地丈量和核查老百姓的土地人口，借机把自己和亲朋好友的数据转嫁到老百姓头上，搞得老百姓怨声载道。
大凡搞得老百姓很满意或者很不满，主要原因无非有二：一是政策，二是干部。
现在，刘秀决定调整政策，整顿干部，从根本上消弭社会矛盾，但这都必须而且首先要从干部身上入手了解情况。
于是，刘秀要求各州郡派人携带书面材料，来京汇报工作。
对于下面报上来的书面材料，他都一一披阅。一天，在看陈留郡上报的奏牍时，刘秀发现其中夹着一片纸条儿，上面歪歪斜斜写着一句话：“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
刘秀觉得莫名其妙。
这上面明显是四个地名，但是什么可问不可问的？
他下令陈留郡的干部过来，想问个究竟。
陈留的干部来了，战战兢兢，不知所措。
刘秀盘问奏牍中纸片儿的来历，陈留干部不肯也不敢讲出实情，就撒谎说这是在洛阳长寿街上捡到的，误夹在奏牍中了。
刘秀本来喜好谶纬，就转头问问在场的朝廷干部这是个什么事。
可是，大家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刘秀是何等人物，觉得有人要欺骗自己，十分恼火，正要发作，他身后幕帷中传来一句童音：“这是这个干部按照郡太守的安排，在向朝廷报告工作前询问其他州郡的地亩和人口数，以免自己上奏的数字过高或者过低。”
这是他年仅12岁的四儿子小刘庄说的。
刘秀对老四是相当的喜爱，早就有重点培养和造就他的打算。早先，刘秀安排最优秀的经学大师桓荣专门教授老四，还很早就把老四带在身边，让他观摩政务活动，学习大人们是怎样治国的。现在，刘秀身后的幕帏中，老四小刘庄就正在观摩实习。
小刘庄说的正是干部们应对上级的一项基本功。
在向上级报告事项以前，打探一下兄弟单位、兄弟地区的情况作为参考，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干部们的一种习惯和功夫。
刘秀听了仍然不解，就回头问道：“既然像你说的那样，为什么河南、南阳两地不能问呢？”
小刘庄经过老爸允许，站出来不慌不忙地回答道：“河南是京城所在地，中央高级干部都住在这儿，而南阳是陛下的故乡，皇亲国戚多居住于此，这两个地方的人家田宅数目大多是违规的，不能作为衡量陈留本郡的依据。”
是啊，河南、南阳一个是京畿，一个是帝乡，不是高官云集就是贵戚辐辏，搞一点、甚至于很搞一点特殊，是很正常的！
刘秀一听，命令朝廷的武装警卫把陈留的干部拉到一旁严加盘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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