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汉书》的统计，刘邦时期，从丞相以下至县衙工作人员，共有官、吏职位120285个，而上述王、侯及19个爵级的受封者达数十万之多。
这也就是说，国家的各级各类干部、职员岗位，全部被大大小小的功臣占据了。
客观地说，论功行赏对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是很有作用的，但关键在于赏什么，反正赏官职官位是不科学的。
特别在开国之初，让大批擅长攻城略地的将士来治理国家，是很悬乎的。
道理也很简单，打天下和治天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工种，就好比砍人跟造就人，捣毁一座城市跟管理一座城市，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更何况，人的欲望往往像潮水一般，是汹涌澎湃的。当人的实力积累到一定时候，对一哥的宝座多看几眼，甚至产生想上去坐坐的念头，都是难免的。
这样，刘邦的封赏让不少人产生了一种想法：我能够有今天，是自己拼命流血换来的，如果再拼命再流血，还可以换来更大的荣华，运气好的话到一哥位子上坐坐也不是没有可能。
于是，建国之初，刘邦逐渐感到这些功臣有点尾大不掉，特别是那些功高位重的老朋友，觉得难以驾驭。
于是，七个因功受封的异姓王有六个（除长沙王吴芮外）先后反叛，也被刘邦先后摆平。
刘邦痛感自己分封失策，跟大臣们约定：“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
不久，他再分封就只分封刘家爷们儿为王了。
但是，刘家爷们儿也不是都靠得住的。景帝时的“七国之乱”和武帝时的“推恩令”，就是明证。刘邦最初的分封带来的政治问题，他的子孙几代一哥才逐渐解决。
退功臣而进文吏——东汉版“杯酒释兵权”？
刘秀在这方面的做法也很简单，那就是：退功臣而进文吏。
具体地说，他的这种做法就是，让一些长期纵横疆场的功臣们退出一线工作岗位，交出权力，同时，大力提拔重用一批知识分子和学者型干部，让他们来跟着自己治理国家。
后者很好办，当皇帝的想提拔人，特别是刘秀这样驾驭能力超强的皇帝，只要看准了，想用谁是很简单的事。
问题在于前者，功臣们多是身经百战，功勋卓著，而且扁人和抗扁的能力也很强，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但是，刘秀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举行了几次酒会，热情招待自己的这些功臣，给他们封侯加爵，赏赐财帛，同时让他们交出军权。
他的思路和做法是大方地，大量地赏赐这些功臣们爵位、荣誉和财物，同时，收回他们的实际权力，并且对他们的政治生活严格管理。
天下是哥们儿一起打下来的，大家都来好好享受吧！
大家也都累了，工作就让文人们干去吧！
大家都还要给朕面子，谁要是胡来，可别怪我不客气！
在妥善处置功臣上，如果说刘秀大肆封爵是把他们高高举起，剥夺实权是把他们轻轻拿下的话，进一步对他们严加管束，则为自己推行“退功臣进文吏”的干部政策上了一道保险。
刘秀认真吸取刘邦的教训，分封的同时就考虑到了要加强对功臣们的管理。
宋代有人做了个未被公认的统计，说刘秀一朝共封了同姓王侯28人，异姓侯107人，加之继承祖上、父兄爵位的，合计174人。
当然，刘秀是开国之君、定鼎帝王，多封几个王侯也没有什么，反正王位侯爵也没什么编制，封赏谁，拿下谁，也就是他一句话的事儿。
但是，把数以百计的王侯撒向各地，谁要是组织个大型活动在社会上忽悠，搞个什么动作在政治上搅和，并不是个小事情。所以，刘秀自始至终非常注重加强对王侯们的管理。
大约是在公元36年底到37年初，随着平定巴蜀，全国统一，刘秀荡平四方的战略战术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即由主要打天下转为主要治天下。
同时，为了服从和服务于帝国的战略转型和自己战略战术思想的根本转变，刘秀对待功臣的方法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大家当然还是弟兄，但现在太平了，就要有太平的活法儿！
如果说在此之前刘秀对大家封赏爵位，同时授予军政实权，主要是要激励大家拼命打天下，那么现在，大规模的战争暂时告一段落，他继续对大家高封重赏，取回实权，则主要是要大家安享太平，给文臣让位。
当然，功臣们的威望以及爵位也都是很有号召力的，鉴于前朝的是是非非，大家还是必须遵守一些规矩的。
这样，刘秀从加强管理，确保政治稳定出发，采取了几个措施，完全把王侯们管理得老老实实。
其一，他所册封的诸侯王国领地十分狭小，小则一两个县，大则三四个县，最大的不会超过一个小郡。
也就是说，刘秀册封的一个王侯在自己的领地所能掌握和调动的资源，充其量不会超过一个地委书记，这跟刘邦当年所封的王侯动不动拥有数十座城池就不是一回事儿了。
其二，即便这样，他还把这些王侯的封国，特别是较大的封国放在今天的河北、河南、山东、安徽、山西等地，分散穿插在朝廷直属的郡县之间。这些封国不仅处于朝廷伸伸鞭子就能抽到的地方，而且完全处于地方郡县干部的监督之下，谁想搞点动作，甚至有点风吹草动，朝廷既能看得见，也能管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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