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老杜给卫宏等人讲学，拿出一卷他过去在西州得到的用漆写的《古文尚书》，让大家认真研读。
由于秦始皇的毁坏残害，长期不被官府重视，特别是由于即使学好了也不能升官发财，古文经学的师资和教材都跟学生一样奇缺。
这卷书是他的宝贝，即使在颠沛流离的绝境中，他也经常拿出来琢磨。
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曾经在兵荒马乱中漂泊，总是怕一不小心把这卷书弄丢了。我没想到今天能够遇到你们，希望你们把它妥善保管，把它流传下去，发扬光大。学习古文经学是枯燥无味的，而且有些不合时宜，但是，既然选择了，就希望你们不要后悔，不要懈怠，坚持下去。”
卫宏等人听了，更加重视古文经学。
正是老杜的大力倡导，加上郑兴、卫宏等学者身体力行，古文经学逐渐扩大影响，登堂入室。
难能可贵的是，刘秀的学术思想跟他的政治主张一样，非常宽容。刘秀在大力推崇今文经学的同时，也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度，允许和尊重古文经学的继承发展。他甚至还在公元28年1月主持过最高规格的会议，研究是否把它确立为官学，后来也多次安排有关人员研究过类似的议题，专修古文经学而走上仕途并且步步高升的也不乏其人。
必须说明的是，刘秀强化专职监察力量，并不仅仅为了查办案件，惩治干部，更重要的是，他寄希望于这种监察力量能够首先发挥校正施政行为、保障政策执行的职能。这在他重用古文经学大儒老杜上，体现得最为充分。
有一年，朝廷研究建立郊祀制度。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活动，非常重要的制度，是历朝历代彰显国体政体、宣布政治主张、表明政策导向、安排重大工作的平台和载体，是很有讲究的。
刘秀安排朝野各级干部，朝廷各有关方面认真研究，拿个方案来看看祭祀谁。
大家经过认真的反复的研究探讨和商量，除了杜林没有明确态度外，一致向刘秀建议：周朝郊祀后稷，我朝应该郊祀尧帝。
事关重大，刘秀单独召见老杜，想听听他的意见。
老杜认真慎重地对刘秀说：“后稷是周朝王室的始祖，所以周朝郊祀他。但是，尧帝并不是我们大汉皇室的始祖，大汉江山的建立跟他并没有直接关系，为什么要祭祀他呢？臣认为，我们应该郊祀我大汉朝的列祖列宗。”
刘秀认为老杜言之有理，当即决定采纳。
在这儿，尧帝到底是不是刘氏始祖并不重要，因为刘秀并不想跟老杜讨论自己的祖先问题。重要的是，刘秀虚怀若谷，在广大干部关于郊祀意见如此一边倒的情况下，他能够认真听取一个监察干部的建议，而这个监察干部还跟自己的学术思想明显不一样，有时甚至于是有严重争论的。
这个事一方面说明刘秀确实有君王胸怀，能够主动团结跟自己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老杜的政治品格、学术原则、工作态度和做人风范。
刘秀把老杜这样优秀的，自己高度重视和信任的干部放在侍御史的位置上，是寄予了厚望的，而老杜也没有让他失望。
后来刘秀屡屡提拔老杜，老杜在每个岗位上都兢兢业业地工作，没有让刘秀失望，也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称赞。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老杜未忘担任侍御史时的职业精神，多次举荐博学多才、品行端正的干部，刘秀全部给予提拔重用。而这些干部人尽其用，以老杜为榜样，在各自的工作中都有不俗的表现。
可以说，在不少国家大政方针上，老杜也很负责任地向刘秀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为矫正施政行为，保障政策落实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后来，刘秀对老杜的信任始终未改，不断对他委以重任，老杜兢兢业业，逝世于大司空任上。
申屠刚这小子是一根筋
如果说老杜在刘秀决定大政方针和重大事项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位侍御史申屠刚则以犯言直谏闻名于世。
申屠刚跟杜林是老乡，扶风茂陵人，出身干部家庭，在西汉平帝时官至省辖市组织部长（郡功曹），为人质朴清廉，刚直方正，有啥说啥。
王莽把持朝政时，为了更好地耍手段，玩猫腻，就用明枪暗箭大肆打击卫氏外戚，勒令平帝的老妈卫姬、老舅卫宝、卫玄等卫氏家族重要成员留居中山，不得进京。
于情于理于法，这都是极其绝情、极其无理、极其违规的，但谁也不敢说。
申屠刚看不下去了。
但是，他官太小，绝大多数高干都说不上话，他就更别提了。
一次，郡里举荐他为贤良方正，参加朝廷对策。他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
以申屠刚的学识和口才，这是他升官晋级、飞黄腾达的很好机遇，但是作为一个正直的男人，一个有良知的干部，他毅然抛开个人前途命运，在对策中实事求是、有理有据地针砭朝政。
这是一次优秀基层干部针对国家大政很负责任的发言和建议，既有很高的角度，宽阔的视野，又紧密联系实际，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申屠刚在书面发言对答中说，现在是“劣币驱逐良币”的时代，朝廷一味听取小人之言，设置重法堵塞言路，借口抑制诽谤朝廷，禁止干部说真话。这样打击忠义之臣，挫败直士之锐，只能导致国家公器成为少数人的玩物，违背先祖广开言路、振兴朝纲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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