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此种风范之人，往往也有一个短处，便是律己虽然谨严，但责人时也多有过于苛刻的倾向。这种过度追求完美的性格，毋宁说是孔明处事的白璧微瑕。
不妨看看日本的丰臣秀吉，此人眼光犀利，思维敏锐，有时俨然是位严酷刚烈、无懈可击的英雄，但他性格上亦有无遮无拦的坦荡一面。若将其性格视作东西南北四扇门，其中一扇便往往会显露出他凡人般的痴愚迂拙。他身边的诸侯正是从那扇门乘虚而入，去向他示好邀宠的。
然而孔明性格上的一丝不苟，不仅体现在处理公务上，即使是在他的日常琐事之中，这种特点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此便常使人生出难以亲近之感来。他的府第门前时常铺有干净的沙砾，使得当时的蜀人皆有所顾忌，总感到在沙砾上留下足迹，有冒昧造次之嫌。
总而言之，他生活的方方面面，亦犹如八门遁甲一般，严谨缜密，不留一丝常人可安然与其接近的缝隙。这或许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个短处，与魏国、吴国相比，蜀国之所以未出现多少人才，似也与他的这一短处大有关系。
在举出孔明短处的同时，不妨循此再来探讨一下，蜀军远征伐魏，屡战屡胜，为何最终却仍以失败告终？自刘玄德兴兵以来，蜀军始终在“复兴汉朝”的旗帜下征战，我不能不怀疑这一口号是否妥当，不能不怀疑这一所谓的大义名分，是否足以让中国的亿万民众所接受，这或许是蜀军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
因为中国帝位与王室的传承交替，虽则最理想的是依循王道来进行，但正如历史所展现的那样，这种改朝换代，一直是以霸道之间的更迭来得以实现的。
以汉朝为例，后汉光武帝奋起讨伐篡夺前汉帝位的王莽，使天下重归太平，“汉朝”的威德在那个时代尚深植于民心之中，但到了蜀帝、魏帝兴起之后，后汉便已威信扫地，民心已完全背离汉室而去。
刘玄德开始号召复兴汉朝的时期，时值汉末，他或许想仿效光武帝，然而就结局而言，民心一旦背离了汉室，便成覆水难收之势，无论如何以大义名分呼唤征召，也已无济于事了。
因此，刘玄德尽管深负人望，但苦战恶斗多年直至离世，依然无法获得成功，究其原因，盖因其虽然收得部分民心，但天下大多数民众并不由衷欢迎汉室复兴之故。
刘备死后，孔明将该大义名分作为先帝遗业继承下来，人心不思归汉的根源自然也殃及到了他的身上。不妨如是说，他的理想最终以失败告终及蜀中人才不济的根本原因，都是缘于不思归汉的天下民心。
后蜀三十载
《三国志通俗演义》正文中经常可见对孔明风采的这种描写：“身着鹤氅，头戴纶巾，手持白羽扇，端坐于四轮车上。”这种极富神韵的诗化文字说得直白些，便是“总是戴着麻布帽子，身穿白棉或白麻衣衫，坐在裸木制成的乘舆或四轮车上”。如此描述，不难使人窥见其生活简朴之一斑。
他初时未得子嗣时，曾将其兄诸葛瑾的次子诸葛乔收为养子。诸葛瑾身为吴国重臣，将儿子送去蜀中过继给弟弟，自然事先获得了主君孙权的首肯。
诸葛乔兼具叔父与父亲各自的优点，不孚众望，官至蜀国驸马都尉，亦曾随养父孔明出征，只可惜二十五岁时竟病死了。
孔明家中从此又复归寂寥冷清，直至他四十五岁时，才得了嫡子诸葛瞻。晚年得子的孔明何等欢欣喜悦，当不难想见。
诸葛瞻幼时便才气横溢，孔明于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致其兄诸葛瑾的信中曾写道：“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唯嫌其早成，恐日后不为重器。”即使对于年方八岁的儿子，他也是站在国家的角度进行观察审视的。孔明于写此信的当年病殁于征魏疆场，其留下的遗墨中，亦有一封给诸葛瞻的《诫子书》。
此后，诸葛瞻于十七岁时与皇妹结婚，被任为翰林中郎将。父亲生前的德行一直庇护着诸葛瞻，以至当时蜀廷但凡施行善政，国人便说乃诸葛瞻所为。然而，这种名声似对其过于溢美，孔明生前便对其下过定论：“此子恐日后不为重器。”其父此言一语道出了诸葛瞻的真实资质。蜀国灭亡时，诸葛瞻战死沙场，时年三十七岁。诸葛瞻之子诸葛尚当时年仅十六七岁，也长驱深入魏军阵中，奋战而亡。
尽管孔明的儿孙皆未成为国家栋梁，但他们共殉国难，并未辱没先人的英名。
相传诸葛尚的下面还有一个幼弟，但迄今未见此人的传记。又有一说孔明尚有母系亲属，但此说真伪难辨，今日已无从考证。
孔明一族原本隐逸于草野庶民之中，到了三国鼎立时代，诸葛氏一门便出了三位将相，且分别仕于蜀、魏、吴三国朝廷，可谓一大奇观。
除了孔明仕蜀、其兄诸葛瑾仕吴之外，尚有一位仕于魏国的堂弟诸葛诞，此人较少被人言及。《世说新语·品藻》中对其曾有记载：“诸葛瑾弟亮，及从弟诞，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
其中对诸葛诞的评语似过于苛刻，其实诸葛诞出身于诸葛氏另一分支，早已仕魏，为独当一面的大将。因为他与两个堂兄之间不如孔明与诸葛瑾那样亲近，故《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对他的着墨不多。只因其在司马氏夺取魏国天下代之以晋之后，曾起兵反叛，最终战败逃逸，故在晋人笔下遭此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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