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蒋琬回成都之后，先被任为尚书，负责处理一切国事。他兢兢业业，处事得当，人们评论他道：“此人虽然才不出众，但升官之后并不傲慢张狂，举止一如往常，实为难得。”
看来孔明生前之所以举荐他，或许也是欣赏他这没有特色的特色吧。
建兴十三年四月，蒋琬晋升为大将军、尚书令，其原职由费祎继任。蜀廷还任命吴懿为车骑将军，督统汉中军务。
蜀国的北征人马虽已大部撤回，但汉中依然是重要的前卫基地，因此仍有大量兵力在此驻守。吴懿前去汉中，自然是为了整固这个前卫基地的防守。
这个时期，本为同盟的吴国，出现了改变国策的迹象。随着孔明死讯的传来，吴国对蜀国的觊觎之心变得更为露骨。
“如今若不及时援救蜀国，魏国势必会将蜀国一举吞并。”
吴国打着道貌岸然的幌子，调动数万兵马，开到了蜀吴边境的巴丘。面对这支声势浩大的“援军”，蜀国一边立即派出大军，对其摆出对峙阵势，一边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交涉：“感谢贵国好意相助，所幸敝国此地并无危险，贵军还是请回吧。”
吴国眼见趁火打劫无法得手，不久也只能怏怏然将人马自国境撤了回去。
建兴十五年（公元237年），蜀国改元为延熙元年。
这一年，蒋琬发动讨魏大军，首先来到汉中，暗中窥测魏军动向。
虽然孔明已经亡故，但蜀汉的诸多老臣，仍未忘记当年跟随刘玄德立下的“振兴汉室”誓言。
蒋琬因深知当年粮道不畅给孔明带来的困扰，故建议此次改由水路发兵攻魏。但蜀廷之上有人反对说：“利用北流之水发兵，进攻固然便捷，然而一旦到了撤兵时，必会遭遇逆流而上的艰难。”
蒋琬的提议终于未被采纳。此次廷议不仅否决了他的作战计划，也显现出朝中百官已不愿再进行远征。
“应该坚持防守？抑或主动进攻？”几年之间，蜀国朝臣们一直在这二者之间犹豫不决。
转眼到了延熙七年（公元244年）三月，魏国认定蜀国此时已经不堪一击，遂命曹爽为统帅，引领数十万人马离开长安，期望经骆口（今陕西省周至县）一举突入觊觎已久的汉中。
然而，蜀军并未如他们预料的那样一触即溃，反而在途中主动伏击，使魏军顿时陷入了被动苦战之中。
由于费祎的援军及时赶到，加之涪州（今四川涪陵县）地区兵力充沛，蜀军不久便在各处利用险峻地势痛击来敌，将魏军打得狼狈不堪。
“不好！看来蜀军还能按照孔明的策略作战。”
曹爽无法破敌，只得领兵退回了长安。
翌年，蜀国大司马蒋琬亡故。
犹如转瞬即逝的拂晓晨星一般，蜀国的良将就这样一个个悄然而去，仿佛茫茫苍穹之中有某种神秘的力量，每每使得蜀国流年不利。
蒋琬虽然最终未能成为蜀国丞相，但他仍不失为一位恪守孔明遗嘱的忠贞之士。
同年十二月，尚书令董允也故去了。董允是仅次于蒋琬的重臣，以刚直不阿著称，他的离去，比蒋琬更令人惋惜。
随着这二人的死去，另一股势力活跃起来，那就是以宦官黄皓为首的一帮谗佞奸臣，他们满心以为自己飞黄腾达的时机已经来临。黄皓一贯仗着蜀帝宠幸趾高气扬，此时更乘机开始干政。正直廉明的忠臣相继辞世，这类谗佞小人纷纷取而代之，把持了内政外交的重要职位。蜀国政局发展到这等地步，此后的运势也就不言而喻了。
然而，在佞臣横行的蜀廷之上，为国图强的正气并未完全湮灭，那就是仍然健在的费祎与姜维二人。他们在后来的岁月里锐意改革，励精图治，苦苦支撑逐渐衰败的蜀国，为达成孔明的遗志尽心尽力，其精神不能不令人为之感动。
虽然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但不能不说的是，姜维因其自身错误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他明知自己并不具备孔明的雄才大略，亦不及孔明足智多谋，却未能量力而行，而是勉为其难，急于求成，以致最终心余力绌，反而加速了蜀国的崩溃。
然而，退一步讲，作为一名武将，作为孔明嫡授兵法的唯一传人，当胜利与玉碎两种可能并存之时，姜维也只有义无反顾地拼命一搏，方能显出生命的价值。正是出于这种心理，他制订了大胆进攻魏军的计划。长期以来，他一直对凉州地区的羌族采取怀柔政策，此次他决意借用羌族的兵力，来实施对魏军的进攻。
延熙十年（公元247年）秋，姜维的这一计划得以实现，他率领蜀军攻占了雍州。
魏将郭淮、陈泰率魏军迎战姜维，两军在各地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蜀军虽然攻破了魏国几座城池，最终却因被魏军断了后路，加之众多士兵脱逃，而不得不停止进攻，撤回了蜀中。
恰在此时，蜀国又失去了一员良将——大将军费祎不幸身亡。
在蜀国朝野的心目中，费祎乃是继承孔明衣钵的不二人选，正因为如此，骤然听到他的死讯，蜀中上下无不为之震惊哀叹。
起初朝廷对他的死因秘而不宣，很久以后人们才逐渐知道了他死去的经过。费祎那天夜晚在宴席上正与诸将欢谈，冷不防遭到魏国降将郭循刺杀，不幸当场身亡。
费祎死后，蜀国的命运终于落在了姜维一人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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