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觉得严嵩突然“跑调”必有深意，所以认真倾听。严嵩说完这些停了一下，又问道：“你知道我从王守仁那里学到了什么？”
张居正摇头，严嵩得意起来：“良知！你认为对的就去做！夏言要把帝国拖进水火，我必须要阻止，纵然要了他的命也未尝不可。这就是良知告诉我的，我凭良知做事，不受良心谴责，何来有噩梦之说？那群庸人蠢货以为别人杀了人就会做噩梦，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听完这段话，张居正大为愕然。想不到严嵩竟然将心学作如是解，那阳明心学岂不就成了做坏事的人的托词宝典？！
严嵩似乎没有向张居正传道解惑的意思，他站起来，张居正也慌忙站起。严嵩客套地说：“你好好干，心中要有目标，为目标要不惧人言，定能得到你想要的！”
张居正必须要好好干，因为他想要的，已经超出了严嵩的想象力。不过在1548年，他还只是个翰林院编修，现实支撑不了他的理想，要现实可以支撑理想，就必须向上爬。他意识到，自己可能找到了大树，而这棵大树能否让他死心塌地地去靠，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但无论靠还是不靠，他必须要有个“靠”的姿态，也就是说，他应该随波逐流，巴结严嵩，这是当时政治场的风尚。当所有人都做同一件事时，如果你不去做，你就是傻子，即使这件事是错误的。
1548年最后一个月，严嵩生日，张居正为他写了篇贺词。这篇贺词只是歌功颂德的例行文章，不过张居正可能是发自肺腑。因为那时，严嵩还未展现他人性中烂污的一面，张居正也把严嵩当作是“手扶乾坤，呼唤日月”的伟大人物。
甚至可以说，此时的张居正是把严嵩当成顾璘那样的贵人，和顾璘大不同的是，严嵩似乎不想做张居正的心灵导师。张居正太年轻，地位太低，除非是超级慧眼，不然根本发现不了张居正的潜力。
然而有个人就具备这种超级慧眼，在人头攒动的翰林院，一眼就发现了张居正。他就是当时的礼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翰林院常务副院长），在翰林院名分上是张居正老师的徐阶。
徐阶是上海人，矮小白皙，典型的南方人。十八岁时拜心学宗师王阳明的高徒聂豹为师，苦研阳明学，终有所成。二十岁中进士，入翰林院做编修。他有着南方人特有的柔性，无论是相貌还是为人处世的方式。熟悉他大半生政治生涯的人评价他说：徐阶就像是弹簧，压力来时，他能屈服退让；压力一减轻，他不但立即恢复原状，而且会突破原状，爆发更大力量。
1548年时，徐阶的这种政治风度还未完全展示，他和严嵩龙争虎斗的帷幕还未拉开。但迟早会拉开，因为徐阶是夏言一手提上来的。而且徐阶有能力，严嵩看到徐阶，就想到夏言，条件反射地，他对徐阶毫无好感。
就在与严嵩站上擂台的前夕，徐阶发现了张居正。
徐阶眼中的张居正，好学深思，沉稳庄重，但内心灵动，和他二十五岁年纪本该有的青春躁动极不相衬。他关注张居正，以阳明学“勇于担当”的思想精髓指点张居正，二人渐渐地由师生进化到朋友关系。或许是徐阶的大力指点，又或许是张居正满肚皮的政治才能不得不溢出，1549年，张居正向朱厚熜上了一道《论时政疏》。
《论时政疏》是张居正初期政治思想的结晶，也是他日后在帝国推行改革的草图。按他的看法，明帝国当时有五大问题亟须解决：藩王、财政、边防、吏治，最后一个是沟通，也就是皇帝和臣子的交流问题。
先看藩王，明帝国藩王无数，藩王的子孙多如牛毛，虽没有“尾大不掉”之势，但需要政府财力供养，供养这些藩王及其子孙，需要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问题是，政府财政收入已非常勉强，年年入不敷出，所以张居正说要整顿财政。
至于边防和吏治问题，张居正认为是一回事。官员把无为当作最大作为，没人做事，行政效率低下，贪污腐败横行，长久下去，边防肯定会出事。
最后一个问题是暗指朱厚熜的。朱厚熜在执政后期把自己锻造成一名虔诚的道教徒，整日躲在密室修炼，和大臣见上一面，无异于铁树开花。皇帝不和大臣沟通交流，就不知天下事，何谈治国？
不要轻看了张居正这道奏疏，在那个年代，由于朱厚熜不喜政治，尤其不喜欢谈论政治的人，连言官都不敢轻易上疏，而张居正却以一小编修的身份迎难而上，其胆魄和为民为国的情怀，让人感动。
正如人生中任何第一次都不会有效果一样，张居正的这道奏疏如同投进墓道，毫无反响。换作普通人必会唉声叹气，感慨生不逢时，悲观一点的，还会转头泛舟四海，或是钻进深山老林，遁入佛老之道。但张居正依然泰然自若，因为他想起徐阶对他说过的一段话：“圣人只是逢其时，才有其事。有些事急不来，也强求不得。该来的自会来，不该来的，你怎么求都无用。”正是这段话，给了张居正自信与沉着。
他调整了情绪，再把自己投进朝章国故的探索中去。终朱厚熜一朝，除了翰林院编修例行的奏疏外，他再也未上过一道存有本人见解的奏疏。
点到为止，这是张居正年轻时的态度。对方不识货，一味地奉献热情，无疑是热脸贴冷屁股。张居正有自知之明，不会做这种蠢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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