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胆战心惊地来到李太后宫里。李太后脸色铁青，像是涂了一层铅，一见朱翊钧便大喝道：“跪下。”
朱翊钧身不由己地扑通一声，跪到地上。李太后拍案而起，声音尖利：“你知道你的罪过吗？”
朱翊钧不敢回话，浑身如筛糠。李太后开始一五一十地数落他的罪过，越数落越生气，最后居然掉下眼泪。朱翊钧也是哭得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
李太后擦去眼泪，冷冰冰地问朱翊钧：“你知错吗？”
朱翊钧叩头如捣蒜说：“儿知错了。”
这情景连站在一旁的冯保都于心不忍。李太后见到儿子的狼狈相，叹息一声，要朱翊钧站起来，去书橱上找来《汉书》，让他翻到第六十八卷。朱翊钧轻声念出口：“霍光传。”
“读！”李太后口气威严。
朱翊钧开始读，当读到“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具陈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时，眼泪再度流下，这眼泪半是恐惧半是委屈。霍光废昌邑王乃中国历史重大的政治事件，朱翊钧当然读出了其中意思。他明白，现在的霍光就是张居正，他母亲看上去就是张居正的帮凶，还有那个冯保，则是张居正的内线。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冯保的监视，冯保知道了，李太后就知道了，张居正更知道了。
他没有读完霍光传，双腿一软跪到地上。李太后声色俱厉：“不是只有你才能当皇帝！”
这无疑是晴天霹雳，朱翊钧魂不附体，恐惧得一言不发。李太后吩咐：“去请张先生来，看看我大明朝的这个皇帝，还留不留！”
张居正早就得到朱翊钧痛殴小内监的消息，他也知道李太后会过问，但没有想到问题会这样严重。连他都认为李太后有些小题大做，他对李太后说：“皇上固然有错，只是道德瑕疵，没有到废立的地步。”
李太后余怒未消：“张先生不必维护他，他现在就如此，将来真的亲政了，还不毁了大明朝！”
张居正望了一眼跪在身旁的如同被主人狠揍的死狗似的朱翊钧：“皇上本性不坏，只是一时糊涂，要他痛改前非就好。”
李太后追问：“他还能改吗？”
“能！”张居正说完，用眼神示意跪在地上的狼狈不堪的朱翊钧。朱翊钧倒很机灵，叩头向李太后哭诉，他一定痛改。
李太后态度缓和下来，说：“既然要改，那就让天下臣民皆知。张先生，你帮皇上写两道罪己手诏，一份给内廷，一份给内阁。”张居正遵旨。
说是帮皇上，其实张居正根本就未和朱翊钧商量一句。他回到内阁，不假思索，铺开纸张，以朱翊钧的口吻先写给内廷：“孙海、客用凡事引诱朕，无所不为，贬到南京孝陵（朱元璋的陵墓）去当菜农。你们司礼监的所有人既受朝廷爵禄，朕偶尔昏迷，犯下错误，你们就该劝谏朕，可你们却图朕一时欢愉，尽情放纵朕，真是该死！今后如果还有奸邪小人引诱朕，你们司礼监任何人都要举报，并发外廷知道。”朱翊钧看了这道罪己手诏，咀嚼着无声的怨恨同意。
再看发给内阁的那道：“孙海、客用已被朕发配南京。先生和诸位大臣既为辅臣，见朕犯错怎能坐视不管？先生既知此事就该谏朕，让朕成为尧舜那样的君王，先生也就成了尧舜的臣子。从今而后，无论朕在宫中有何过失，先生都要劝谏，不可姑息朕！”这就是授人以柄，朱翊钧的屈辱怨恨可想而知。
朱翊钧愤怒悲伤，冯保却欢欣起来。他对张居正说：“司礼监最近有几个混账，总和我过不去，趁此良机，张先生帮我把他们一并除了吧。”
这是顺水人情，张居正很乐意做。在他眼中，内监就没有几个好人，除一个是一个。于是，朱翊钧又收到张居正的奏疏。张居正说：“司礼监太监孙德秀、温泰，兵仗局掌印周海都有引诱您的潜力，所以都应被惩处。”
朱翊钧看着这道奏疏，咬牙切齿，但也只能同意。恨一个人，很多时候并非是此人做了多么伤天害理的事，而只是因为他伤到了自己的自尊。孙海、客用事件是朱翊钧和李太后、冯保、张居正的一次斗争，结果他惨败。这种羞辱始终埋在心底，直到几年后才被他以复仇形式释放。
张居正却丝毫未察觉朱翊钧的心理，他忧心忡忡，决定趁这件事再做文章，把朱翊钧牢牢固定在准圣君的轨道上。
但在1580年时，张居正再想这样做已有相当的难度。朱翊钧已从之前的唯唯诺诺变成了有主见的君主，这就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非经强大力量，不可能回到正轨一样。
但张居正的力量已经用尽，确切地说，他仍是新瓶装旧酒。他把当初的《帝鉴图说》思路重新拿出，把历朝历代的宝训、实录集结成册，向朱翊钧承上了一本《谟训类编》。他对朱翊钧语重心长地说：“希望皇上能以史为鉴，念念警惕，事事遵成宪。在深宫中的心就应该是上朝理政时的心，在朝理政时的心就应该是在深宫中的心；静时的心就应该是动时的心，动时的心就应该是静时的心。”
这就叫知行合一，朱翊钧不是不懂，而是懂得太多。他对张居正说：“古人都是说一套做一套，比如孔子，说为政要仁，可他一掌握政权，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了少正卯，这是知行合一吗？这简直是虚伪得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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