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阶一边看信，一边苦笑。经验毕竟和年龄有关，张居正才三十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在这种年纪，向来是敢说敢言，但永远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张居正离开北京时，还为这封信沾沾自喜。当他抵达江陵后，态度就变了。人有时候想不明白一些事，就是因为没有站到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如果世界上，尤其是政治场中的事都如他说的那样简单，政治也就不足为奇了。
徐阶把信轻轻地收起，平复了心情。他坚信，为了江山社稷，为了自己的安全，自己绝不可能如张居正说的那样，贸然造次，以致壮志未酬就挂掉，也不会如其他人那样，因为长久的蜷缩而丧失了最后的斗志。因为他是弹簧，现在蜷缩，是在积聚力量，力量集聚得越多，时间越长，爆发时的力量就越大，能把他的对手撞得粉身碎骨，连灰都不留！
第三章 徐阶的时代
在野之人，看得更真
1554年，张居正回老家江陵养他虚无的病，养“病”期间，他大致做了下面这些事。
第一，读书，拼命读书。
第二，写诗，诗文虽然有着浓厚的田园气息，却丝毫掩饰不了他对政治的热衷。他不想掩饰，因为他有抱负。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抱负都掩饰，那他成不了什么人物。
第三，为谋杀了他祖父的朱宪（火节）写诗。他回老家不久，朱宪（火节）就找上门来，请他吃饭喝酒。张居正喝起酒来万分小心，生怕蹈了祖父的覆辙。但朱宪（火节）没有要杀他的意思，张居正现在已是翰林院官员，朱宪（火节）虽然不巴结他，可却不敢有害他之心。这种饭局让张居正大为厌恶，因为朱宪（火节）总让他写诗。可他是个深沉有大略的人，所以不动声色地为朱王爷写诗。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他到乡间做实地考察，发现了大地主兼并土地、贫民失业的现实，也发现了政府对农民的横征暴敛。他得到这样一条真理：农民是政权之根，要想根基牢固，就要让根基快乐，而让根基快乐的基础，就是要减轻农民的负担。为了感同身受农民之苦，他亲自下地务农，而且就住在田地边简陋的房子里，风雨无阻。
第五，无时无刻不关注国家信息，尤其是国防。在他回老家那年，东南沿海受到倭寇更加猛烈的侵扰。1555年，俺答汗攻陷大同，进犯怀来，北京戒严。而中央政府中，朱厚熜依然在斋戒祷告，祈求长生；严嵩依然在那里拼命贪污；徐阶依然保持着谨慎的微笑，看着朱厚熜祷告，看着严嵩贪污。
张居正在自己的菜园子里，看着勃发的青菜，攥紧拳头说：国防，皇室。是的，国防和皇室是朱厚熜上任以来国家财政最大的负担。有朝一日，必要将这两件事好好布置。
可他又无可奈何地笑了，因为他站在菜园子里，要解决这两件事，非要站在庙堂，非要站进内阁不可。
父亲张文明对他每天站在菜园里大惑不解，开始唠叨不停。张文明说：“我们张家好不容易出了个进士，却在家里读书种地，这不是对待祖宗应有的态度。况且，天生你这等人才，正如农民制造了个锄头，你不用，对锄头是很不公平的。”
张文明开始絮叨时，张居正还能忍受，但张文明一直絮叨，到最后每天唉声叹气，搞得张居正以为自己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为了父亲能快乐，他决心回北京上班。当然，张文明的唠叨只是一方面，他内心深处，还是对政治热衷，不想轻易离开政治场，因为他所有的抱负都需要靠政治权力来实现。还有一点，他对总给朱宪（火节）写诗，恶心透顶。
回北京前，他写下一首诗，表达其意志：我愿移此心，事君如事亲，临危忧困不爱死，忠孝万古多芳声。
这种伟大的情怀，让人听了热血沸腾，油然而对张居正生出好感。但“孝”他可以做到，而“忠”就有难度了，三年后的1557年回京后，他要“事君”，毫无希望。
徐阶正在为朱厚熜写青词，憋得抓耳挠腮。闻听张居正回来，没有欣喜，反而很讶异：“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现在你回来也没有意义，干脆，你明年去河南汝宁府主持册封崇端王的仪式吧，完事后，你顺便回家看看。”
张居正对徐老师的安排没有反驳，老老实实地去了汝宁，完成任务后，他回了老家江陵。张文明一看张居正又回来了，大吃一惊。张居正说：“这是徐阁老的安排。”张文明凭借有限的政治智慧，高叫道：“这不是冷藏吗，怎么能是安排？”
张居正当时也不知徐阶为何要这样安排自己。一个月后的1558年三月，张居正大概明白了徐阶让他远离中央政府的良苦用心。
与高拱相识
1558年三月，严嵩受到挑战。刑部的三个言官吴时来、张翀和董传策在同一天上疏弹劾他，主要罪行包括贪污、干扰人事等。把三人弹劾的内容合并同类项，就发现都有“坏边防”一项。
“边防”的确很坏，自朱厚熜关闭马市以来，俺答汗每年都猛烈进攻明北境，每次都会对北京构成不大不小的威胁。这恐怕怪不得严嵩，严嵩一直主张和蒙古人和平共处，开放马市，可朱厚熜不干。三人指责严嵩坏边防，没有事实依据，只是认为严嵩该对蒙古人的不停进攻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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