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答汗还未做任何反应，中央政府言官们却又跳了起来。
舌战群臣
第一个上疏的人叫姚继可，他在半个月前以巡按御史的身份巡视宣府、大同，由于离王、方二人很近，所以隐约听到了王、方二人要和俺答汗议和的消息。他发了羊痫风似的跑回北京，上疏指控方逢时通敌。并且说，和蒙古人议和简直是和老虎讲慈悲，和这群野人打交道，只有针锋相对，高筑墙、广储粮、坚壁清野。
“通敌”这个罪名不小，在当时闭塞的朝廷没有人知晓方逢时和蒙古人谈判细节的情况下，姚继可的这道指控书是炸药。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不过是个夺人眼球的烟花，陈以勤已经在半个月前黯然离开，都察院被高拱掌控在手，言官们纵然有三头六臂，也无法跳出高拱的手心。
张居正去信给王崇古，要他安慰方逢时说：“姚继可神经错乱，你听到后不要挂怀，更不要灰心，我可以向你保证，皇上和高阁老都支持你们，这件事已定。”
方逢时从抑郁中恢复，继续和俺答汗“要求其送还赵全”的谈判。正如张居正所料，赵全早已得知他祖国要他人头的事，他思来想去，欲保性命，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说服俺答汗放弃把汉那吉。
这条路难度极高，但赵全此时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决心一试。他对俺答汗说：“把汉那吉的老婆还在您怀里，他如果回来，您敢保证他对您的仇恨一笔勾销？”
这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俺答汗本来对赵全还有眷恋之情，想不到赵全戳他的痛处，再想到和明帝国议和的美好前景，更想到家中哭成泪人的大老婆，一咬牙一跺脚：“来啊，把赵全和他的伙伴们绑了，送给明国。”
1570年十二月，寒风呼啸中，赵全和他的战友们回到祖国大同，被装进囚车，送到北京。朱载垕亲自到午门观刑，赵全一行被凌迟。多年来，俺答汗在赵全的辅佐下把明帝国搞得焦头烂额，如今终于出了这口恶气。
赵全还在从大同去北京的途中时，王崇古已按内阁的决定，将把汉那吉送还俺答汗。俺答汗内心有愧，又因为大老婆的压力，不禁抱着孙子痛哭，场景十分感人。送把汉那吉的明边防军看到祖孙情深，情敌言和，在风沙中放下面子，热泪盈眶。
当北京城所有人都沉浸在无限欢欣中时，张居正早已坐在办公桌前，冷静地给王崇古写信传授机宜：和俺答汗谈封爵、入贡。
俺答汗经过此事想通了很多事，尤其是当他看到孙子把汉那吉衣锦而回，吃得脑满肠肥，更对明帝国产生好感。入贡是他始终渴望的，封爵嘛，不过是再多个主人而已。他对王崇古说：“这么大的事，你能做主吗？”
王崇古说：“你也知道这是大事啊，我当然不能做主，但有人可以。你等消息吧。”
几天后，王崇古上疏中央政府，议封贡和开市共八事。上疏一到中央政府，有人欢喜有人愁。欢喜的当然是高拱和张居正，忧愁的是兵部尚书郭乾。郭乾对明帝国边事也非常娴熟，年轻时非常干练，老了后小脑萎缩，做什么事、想什么问题都虎头蛇尾。他是一年前取代霍冀而主掌兵部的，张居正对他的印象非常一般。在把汉那吉事件中，始终看不到郭乾的身影，因为他在暗处长吁短叹，认定张居正、高拱还有皇上在瞎胡闹，必定出乱子。
出乎他意料的是，把汉那吉事件居然和平解决。他觉得世事太莫名其妙，于是开始关注此事的余波。他见到王崇古的上疏，就对高拱说：“这是国防问题，应该归我们兵部。”
高拱说：“好啊，太岳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和他商量吧。”
郭乾喘着粗气，浑身发汗，对张居正说：“这事不可行。蒙古人都是野人，不讲规矩，不知礼仪，和他们谈和平，痴人说梦。”
张居正沉默。
郭乾眉头紧锁，咬着发紫的嘴唇，话锋一转：“不过要是真能和平，不用打仗，也未尝不是好事啊。”
张居正慢悠悠地问道：“那您的意见是？”
郭乾搓着双手，不好说。
张居正站起来，语气里带上让郭乾生畏的坚定：“以兵部名义请皇上召集廷议。”
廷议是当时的大臣会议，所有人都要发言，但决定权却属于皇上，这就叫“民主集中”。郭乾还在犹豫，张居正已转身大步迈了出去，留下一句话：“我这就去通知高阁老。”
1571年二月最后一天，朱载垕下诏明日召开廷议。张居正和高拱做了充足的准备，当然，反对派们也在前一天挑灯夜战，要在明日的战场上扬名四海。
朱载垕命人先说了大致情况，然后点头示意开始。
辩论双方进入斗场，定国公徐文壁和吏部右侍郎张四维肯定封贡互市，附和者有二十人，能有这么多的附和者，全是高拱和张居正私下活动的结果。
反对者有十七人，尤以户部尚书张守直最为激烈，张守直摇头晃脑说：“鞑靼并非草原上的唯一部落，他俺答汗能代表整个草原吗？如果封了他爵位，让他入贡，别的部落仍不安宁，我们岂不是白费劲？爵位乃国之利器，不可轻易授人，倘若封了他爵位，让他入贡，你们内阁可以保证有一百年和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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