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用人之道
王希元的奏疏
1575年最后一个月，吏部尚书张瀚向朱翊钧递交了一份允准升职报告。请求被升官的人是浙江瑞安县主簿（县长秘书）汪玄寿。张瀚对他的考语是，才能出众，品德高尚，足以担当更重的责任，希望能升他为瑞安县县长。
朱翊钧看了这份报告后，眉头一皱，亲自批示了“不准”两个字。批示公布后，不怀好意的官员们马上如狗闻到屎似的嗅起来。吏科一个叫王希元的言官马上嗅到发迹气息，心急火燎地上了一道弹劾书。他弹劾汪玄寿向吏部行贿，又借题发挥、登堂入室说，汪玄寿只是个吏员，他们这种人大多品行不端，根本无资格担任县长。
王希元是个伶俐之徒，在吏科做官员已很多年，始终想攀上张瀚和张居正这条线。让他非常伤心的是，张居正似乎发现了他那可疑的品质，从来没给过他任何机会。他愤恨之余，始终在找机会射张瀚和张居正一暗箭，汪玄寿的升职报告被朱翊钧高高挂起，他认为这就是机会，所以才毫不犹豫地出了手。
王希元只是伪伶俐，其实他骨子里是个笨蛋。这道弹劾书如果放在张居正执政前，肯定一击命中。但在1575年时，这道弹劾书就是肉包子打狗——不但被吃掉，扔包子的人也不会全身而退。
其中缘由要从张居正的整顿吏治说起。
考成法是张居正整顿吏治的终极手腕，其实在考成法之前，张居正就已对吏治进行了全方位整肃。
明代开国时，公务员来源主要有三条途径：进士为一途，举人、贡生为一途，吏员为一途。进士是通过中央考试的人，举人是通过省考试的人，贡生是由地方官推荐，经过翰林院考试而录取的人，吏员则是通过服吏役而获得做官资格的人。本来，这是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给帝国各级机关输送人才。可天长日久，政府渐渐把举人、贡生、吏员贬低，只重视进士。
张居正清楚地记得，当初和高拱谈到帝国这种重资格问题时，高拱说，进士、举人的功名不过是国家网罗人才的工具，用这一工具将人才网罗进来后，还应该看他的实际政绩，绝不能根据功名等级来断定能力的高低和官职的大小。
的确，明帝国中期以后，非翰林不能升任大学士，而非进士出身的人则不能担任翰林。同样是中书舍人，同样是任职九年，同样是合格，进士出身者就可以升三级，而监生只能升一级。进士、举人出身的人到地方做官，就是一把手，而其他资格的人纵然尧舜附体，也只能做副手。
张居正早已清醒地意识到，用人重资格而不看实绩，排挤举人、贡生和吏员，会让有志者变得无志。所以他说：“良吏不专在甲科（进士），甲科未必皆良吏。”
1573年，张居正就以朱翊钧的名义下过这样的命令：凡是推荐官员，只论贤良与否，不论是否进士出身。
王希元上弹劾书的半年前，在众进士出身私下谩骂声中，张居正迎难而上，又颁布举荐法令：凡官员有贤者，都应举荐，各地举荐官员要特别注意那些资格低下，但却有实际政绩的贡生和吏员。
不要以为这只是一纸普通政令，它引起的后果不亚于十级地震。有政绩的贡生和吏员们固然心花怒放，可那些进士却黯然神伤，甚至出离了愤怒。其实这道政令并未伤害他们，倘若他们真有政绩，和从前一样照样得到提拔。问题是，他们廉价的自尊受到伤害，他们为自己和那群举人、贡生、吏员站在同一高度而哭天抢地。
尤重要的是，按出身资格用人有利于官僚集团内部的稳定，因为出身资格的差别是一种最明显的差别。对许多高资格的官吏来说，大家都按资格和年资循序渐进，总有希望从小官熬到大官，所以大多数官员都接受这种方法。
可张居正却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用人制度会让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从而形成死气沉沉的墓道似的稳定。张居正打破了这种制度，必然会引起大部分进士出身的人的憎恨，张居正和他的战友受到攻击在所难免。
王希元的弹劾书正是那些自命不凡、愤恨进士们的一个小突击。实际上，这两年来，吏部尚书张瀚在张居正的许可下，没少举荐出身低的官员。为什么没有人跳出来指控呢？原因就在于，这一次，朱翊钧没有同意张瀚的举荐。
这也是张居正莫名其妙的地方。两天后，张居正来见朱翊钧，二人谈了一会儿，张居正就有意无意地问道：“皇上见到王希元的奏章了？”
朱翊钧若有所思：“见到了。”
张居正再问：“那您也一定见到了张瀚举荐汪玄寿的奏疏了吧。”
朱翊钧点头。
张居正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汪玄寿虽是吏员出身，但经过考成法，是很优秀的一个人。”
朱翊钧急忙说：“张先生您误会了，我不批张瀚的举荐书，并非因为这个。”
“哦？”张居正不满地发出一声，突然意识到这一态度不对，马上平和地问，“皇上发现了什么问题吗？”
朱翊钧拿出一道折子，说：“张先生，这是汪玄寿写给张瀚的折子。这应该是公文，可汪玄寿的行文格式不对，是以私人身份写的。”
张居正大吃一惊，想不到朱翊钧进步如此之快，居然连这么微小的细节都看出来了。他接过太监送上来的折子，果然，汪玄寿写给张瀚的这道政府公文，开头的称谓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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