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懋学的主张是古典儒家“宽简”主张，乍一看，好像还有阳明学的思想。它把希望寄托在官吏百姓的道德修养上，自动自发地去致良知，遵守法令。这样一来，外在的严密法规就成了摆设。可问题就在这里，没有人愿意自动自发去致良知。官员们违法乱纪，推诿塞责已成常态，仅仅靠道德说服教育无济于事，必须要有严格的督促和检查，否则，整个国家就会毁在这群王八蛋手里。
张居正也承认致良知的重要性，可在致良知之外，必须要有外在的约束。王阳明也是承认这点的，所以他才苦口婆心叮嘱弟子们，要严格遵守法律，因为那些法律都是在大多数人认可的前提下被制定出来的，制定这些法律的人本身就在致良知。
张居正看到这里，心里失笑道：“这是愚蠢书生之见。”
再接着往下看，他就笑不出来了。余懋学说：“当今天下，有太多人谄媚张居正和冯保。无论是边防有了胜仗，还是完成了国家工程，论功行赏时，六部长官总是把张居正、冯保列在首位，赞颂他们指挥有方，为他们请求奖赏。”
余懋学认为，内阁、司礼监作为内外最高机构自有贡献，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但不能把所有功劳都往这两个部门的领导人脑袋上扣，弄不好会让他们得颈椎病。况且，长此以往，受吹捧者一旦习惯了阿谀奉承之词，就会骄傲起来，再也听不得逆耳之言。有识之士看不惯这种肉麻，会鄙视受吹捧者，那受吹捧者的威信终究会一落千丈。
张居正震怒，因为余懋学说的是事实，这几年来，他的确收获了无数的谄媚。他其实另有想法：集权于内阁，就要把内阁打造成不可侵犯的圣地，他是圣地的主人，必要收获权威和鲜花，这没有什么。
余懋学的结局可想而知：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余懋学掀起的风浪不大，更大的风浪在后面，这就是刘台事件。
刘台越权报捷
1575年冬，辽东暴雪狂风，如关羽砍人时的青龙偃月刀。总兵李成梁站在沈阳城上，眯起双眼，瑟瑟发抖地盯着西北高地上的敌人。
敌人是土蛮三大部之首的泰宁部首领绰哈。他本不该在沈阳城，几天前，这位套马的汉子领勇士二万人，从明帝国新筑的平南堡南下，李成梁得到情报后，命令一支偏师驰击。这支偏师配备现代化火器，绰哈慌忙躲闪，不知什么原因，就躲闪到了李成梁的大本营沈阳城下来。
绰哈是战场老手，懂得排兵布阵，一见沈阳城难以攻下，立即占据城外西北高地，想以逸待劳，顺便困住沈阳城。李成梁对这种小伎俩嗤之以鼻，推出城外十尊铜炮，黑洞洞的炮口对准了绰哈。
李成梁自被张居正弄到辽东后，屡立战功，军事才能固然是一方面，张居正竭尽全力支持他的那些火器也功不可没。特别是如巨兽般的铜炮，威力惊人，一炮过去，无论坚石硬铁，都成粉末，让草原人们闻风丧胆。
李成梁先派使者去劝降，绰哈把使者的人头送了回来。李成梁大怒，命令十尊大炮依此向西北高地开火。顷刻，那片高地便化成废墟。
对这种暴力拆迁行径，绰哈唯一能做的就是溃逃。他一逃，李成梁就大开城门，放出早已磨刀霍霍装备火器的轻骑兵追击。绰哈没命地逃，逃到一条河边时，他气急败坏地吼起来：“天亡我也！”
众人齐看，果然是天要亡他们：严寒之下，那条河居然未结冰！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忍受寒冷渡河，要么站在河边等着李成梁轻骑兵用火枪揍他们。最后他们选择第一条路，咬牙渡河。绰哈虽然渡过了河，但几乎成了冰棍，他的手下淹死在河里数以千计，被火枪穿膛的也以千计。
这就是绰哈之役，据李成梁说，他未损一兵一卒，杀敌千余人。这个捷报实在是把中国人的心都振奋碎了。辽东巡抚张学颜手舞足蹈地写报捷书，这是他的职责，也是他的特权。就当他在万分激动地写报捷书时，有人也在写，而且写的是同一个捷报。此人就是辽东巡按御史刘台。
刘台阁下写捷报的第一个字时，绝不会知道，他很快将在青史留下大名。刘台自走出老家四川巴县的穷山沟，在1571年高中进士后，就无时无刻不在渴望青史留名。他的运气也特别好，中进士那年，主考官是张居正。更让他运气蒸蒸的是，张居正执政后，他竟然被分配到张居正老家江陵做县令。
这是否为张居正的特意安排，已不得而知。总之，刘台在万人垂涎中去了江陵。一到江陵，刘台就使尽浑身解数，做张居正老爹张文明的坚定谄媚者。刘台嘴甜懂事，把张文明哄得神魂颠倒。
当然，他也不是全靠嘴，张文明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刘台就处心积虑为张文明贡献实惠。张家本来有超级豪宅，可张文明认为太拥挤，刘台急忙为张老爷子寻找宅基地。有一天，他花枝招展地跑进张老爷子家，神神秘秘地说：“老太爷，有个地方太棒了，能建个紫禁城。”
张文明眼睛放光，说：“什么地方？”
刘台指着城外说：“那片江滩地啊。”
江陵城外的那片江滩地形成于十几年前的长江改道。长江改道后，原来的河道就形成了肥沃的土地。按传统，这些江滩地都归国家所有。张文明可从未想过要拿国家的东西，他训斥刘台：“你这是扯淡！我真把房子建那上面，万一政府来要地，非强拆我的房屋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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