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入朝后，石介写信给富弼，鼓励他“行伊、周之事”。夏竦得知此事，唆使家中婢女模仿石介笔迹，练成之后，篡改了这封信件，将“行伊、周之事”改为“行伊、霍之事”。 伊尹、周公连称是指周朝辅佐天子的贤臣，而伊尹、霍光连称是汉朝废立国君的奸臣。
这一改非同小可，等于诽谤改革派的势力已威胁到君权。此事传出，范仲淹与富弼十分恐惧。为了避嫌，立即请求出朝巡边，不久分别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和河北宣抚使，庆历新政陷入僵局。
这时，宋夏和议形成，各地的叛乱与起义也已镇压平息，仁宗皇帝突然觉得本是太平盛世，而新政只能引起纷争不断，令他厌烦。不久，富弼的岳父、范仲淹和欧阳修的引荐人晏殊罢相，谏官蔡襄和孙甫等人自求外放，新政的领袖与骨干几乎全被排挤出朝，朝中只剩下枢密使杜衍尽力保护尚在朝中的革新派官员。
然而反对派并不罢休，杜衍的女婿、进奏院的苏舜钦在一次活动之后宴请来宾，席中有位王益柔戏作了一首《傲歌》助兴，诗中有“醉卧北极谴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两句。
御史中丞王拱辰得知此事，指控苏舜钦等人诽谤周、孔，犯大不敬之罪，要求诛杀王益柔。幸得韩琦及时进言，仁宗才从轻发落，将苏舜钦从官府中除名，将王益柔等人贬官了事。王拱辰等成功打击了改革派官员，甚为得意，声称“一举网尽”。
接着反对新政的一派官员继续攻击新政官员相互支援、结为朋党，仁宗又开始听信传言，对改革派的支持进一步动摇。
庆历五年，范仲淹、富弼被正式罢去宰相职位，贬为知州，杜衍罢相，韩琦也被挤出朝廷。
随着革新派官员被尽数赶出朝廷，新政的各项措施也在反对声中被基本废除。
同一年，石介也被外放到濮州任通判，未到任所便在家中病亡。当时，徐州狂人孔直温谋反，败露后被杀抄家，恰好查到石介以前与孔直温的来往书信。夏竦借此大作文章，编造无中生有的谣言，向仁宗帝报告，说石介其实没有死，被富弼派往契丹搬救兵去了。
这一招狠毒至极，仁宗帝闻讯，大为震惊，下令派官员要对石介开棺验尸，参加石介丧事的数百人集体联名上奏，证明石介已死，才幸免开棺，但石介的子孙仍被当作罪人交池州拘管。
欧阳修对此义愤填膺，认为反对派对革新派是赶尽杀绝，企图让革新派再无翻身的机会。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的一个秋夜，他含泪打开石介的遗著《徂徕集》，写下了一首五言长诗《重读徂徕集》，哀悼石介，诗中写道：
当子病方革，谤辞正腾喧。
众人皆欲杀，圣主独保全。
已埋犹不信，仅免斫其棺。
此事古未有，每思辄长叹。
我欲犯众怒，为子记此冤。
下纾冥冥忿，仰叫昭昭天。
☆、第十七章 国失栋梁
庆历二年，宋军在西北遭遇定川寨大败，范仲淹紧急派军驰援泾州，当时的知泾州滕子京出色地动员泾州军民为宋军提供了充足的军需物资，为泾州保卫战的胜利立下赫赫战功，扭转了战争局势，并最终迫使西夏国赵元昊签订了和平协议。
第二年范仲淹被调回京城，担任枢密院副使、参知政事。便推荐滕子京任庆州知州。
不久，就有一位驻扎在泾州的武官郑戬告发滕子京在泾州一役中滥用公用钱，监察御史随即指控滕子京在泾州耗费公款十六万贯，甚至怀疑滕子京贪污公款。与滕子京一起被控告的还有手下张亢，因为他用公款私自做生意赚钱。
按宋朝的规定，泾州一年的公用钱不过八百贯，滕子京泾州一战所用的开支，竟是朝廷规定公用钱的200多倍，岂不是有大问题？
事实却并不是这样。泾州一年的公用钱确实是八百贯，其实是指正常情况下由中央财政中直接下拨的数额。但各地的公用钱，主要并不全来源于中央财政，而是来源于各地方财政，这部分的数额并不确定。此外，中央政府还对战时的边境州府特拨公用钱，这部分的数额往往远大于一般年度的公用钱。
滕子京的公用钱，主要用于战争之后的酒宴犒劳羌族首领和士兵，又按当时边疆风俗，在佛寺里为在定川寨战争中死亡的士卒祭神祈祷，并发放抚恤金给死者亲属，收服边疆部族民心，这种做法在当时是得到朝廷允许和鼓励的。
除此之外，滕子京可能还用这部分钱馈赠给了一些试图在西北边疆建功立业的游侠、游士之徒。
施耐奄在《水浒传》中写到的“花和尚”鲁智深、“青面兽”杨志”等人投奔过的大、小种经略相公，也就是指种谔和种师道，他们是种世衡的儿子和孙子，而种世衡正是范仲淹在西北前线最得力的助手。当时的西北前线，也有很多像鲁智深、杨志之类的豪侠参与战争活动。
宋代大儒张载当时就在前线游荡，试图建立军功，后来拜见范仲淹，范仲淹劝他回家读书，将来可成大器，报效朝廷。滕子京本来就是习武之人，很欣赏豪侠之士，于是将一部分公用钱就用在这些人身上。
仁宗皇帝听说滕子京滥用公款，有贪污嫌疑，并将滕子京贬为权知凤翔府，又派出太常博士燕度前往邠州审理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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