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信中语句言辞生动、情真意切，曹丕的核心作用和组织作用可谓跃然纸上。诸子也有自言其当时同曹丕通宵达旦在一起赋诗的，如刘祯《增五宫中郎将》诗说：“凉风吹沙砾，霜气何皑皑。明月照缇幕，华灯散炎辉。赋诗连篇章，彻夜不知归。君侯（曹丕）多壮思，文雅纵横飞。小臣信顽卤，黾俛安能追。”这说明，诸子不仅佩服曹丕，而且觉得同他在一起为文赋诗非常快乐，所以是自觉地团结在他的周围。
曹氏父子与建安诸子共创建安文学，曹操当仁不让是奠基人和带头人。曹操把这些有才能的文人、网于身边、置于麾下，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创作条件，而且言传身教，或令其与自己的儿子共题作文，或以自己的诗作示众。因此，我们清楚地看到，建安时代的文风，虽然从根本上说是时代使然，但也与曹操的提倡和无形的影响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不妨说，所谓“建安风骨”，首先就是曹操的诗文风骨。
七子之中，孔融最年长。他学识渊博，文才最好。虽然建安中期被杀，但其文学影响深远。曹丕说：“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时有所善，扬（雄）、班（固）俦也。”曹丕肯定了孔融的文章，但同时也指出了孔融文章的重大缺点，即“理不胜词”。通俗来讲，孔融的文章虽然写得辞藻华丽，但喜欢强词夺理，还“杂以嘲戏”。但就其流传下来的仅存作品我们也能看出，孔融诗文之中亦不乏豪直之气，也颇具建安风格。
建安九年（公元204年），他写给曹操的《论盛孝章书》，就是一篇杰出的散文作品：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操）为始满，融又过二。海内知识（指相知相识的人），零落殆尽，惟会稽盛孝章尚存。
话虽不多，但感叹时间如白驹过隙、暮年忽至的沧桑之感却跃然纸上。孔融的这篇文章比曹操的“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早三年，而孔融又比曹操大两岁。也就是说，两人都是在五十岁时发出类似的感慨，让人不免联想到两人在思想上的相通之处。
王粲，字仲宣，“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他的诗文较孔融表现出更多的“悲凉沧桑”的气息，因而也更多地与曹操的作品相通，或者说受曹操影响较大。王粲的代表作有《七哀诗》和《登楼赋》等。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问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七哀诗》）
王粲在建安七子中成就最大，但风格也最类似曹操。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南朝宋人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曾分析说：“王粲，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这表明是时代特点及其自身经历所决定的。其二，当是邺城文人的共同“风骨”，是当时的一种风气，而曹操以其一贯的霸气和至高的权威，自然给了这一文学风气施加了最大的影响。
阮瑀，字元瑜，曾与陈琳同为曹操的司空军祭酒。“太祖尝使璃作书与韩遂，时太祖适近出，瑀随从，因于马上具草，书成呈之。太祖揽笔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损。”这说明：第一，阮瑀的文章写得好，言简意赅，想增加一个字或删掉一个字都是不容易的；第二，阮瑀深能体会曹操的思想，并且颇善曹操为文风格。
陈琳，字孔璋。先依袁绍，后归曹操，因曾做《讨曹檄文》而颇受曹操赏识。陈琳有名的诗作当为乐府古题《饮马长城窟行》：
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此诗辞气俊爽，如孤鹤唳空，翮堪凌霄，声闻于天。可见，陈琳为文、作诗几近汉响，又有邺下之风，因多曹氏之韵。
刘桢，字公干，应埸字德琏，皆有文名，因而都受到曹操的重用，都被任用为丞相掾属。
徐干，字伟长，是唯一没有做官的“建安七子”之一。所以，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说：“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著《中论》二十余篇，辞义典雅，足传于后。”
除了世人熟知的建安七子之外，颍川邯郸淳、繁钦、陈留路粹、沛国丁仪、丁廙、弘农杨修、河内荀纬等人的文章都是非常出众的。此外，还有丁仪兄弟、杨修等也颇负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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