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过许多兵书和战争史，其中孙武所著兵法极为深刻。孙武是齐国人，为吴王阖闾撰写兵法十三篇，最初用来宫女进行训练，效果很好。后被任命为将军，向西攻破强大的楚国，进入郢都，向北威慑齐国、晋国。百余年后诞生的军事家孙膑，是孙武的后裔，著有《孙膑兵法》。
孙武的兵法，在论述如何周密地制订作战计划和慎重地采取军事行动方面很明确、很透彻，不容曲解。然而，人们尚未对该书做过清晰的训释，加上其文字繁多，在世间流行的已失去了原书的旨意，特地予以删定和注释。
这段话中涉及的知识不可谓不广泛，由此可见，曹操读书之多、涉猎之广。
曹操认为，战争总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要拯救被战争蹂躏的社会，就必须消灭战争，这就是“以战止战”。正因为曹操的战争观是着眼于用战争去换取和平，所以他说：“圣人之用兵，戢时而动，不得已而用之。”
孙武提到：“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我们可以怒而转喜，可以愁而转乐，但国家灭亡就不能恢复，人死不能复生。所以，“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明君良将都会对战争持谨慎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国家和军队安全的关键所在。因此，不可凭感情用事而轻率地决定战争行动。
曹操还认为，既然有“不得已而用兵”的情况存在，那么在思想上就不放松。孙武说：“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攻打，而要依靠自己随时严阵以待；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会进攻，而要依靠自己有让敌人无懈可击的能力。曹操对此作注说：“不要幻想战争打不起来而麻痹大意，天下太平时要看到战争的危机，要从物质上和精神上做好充分的准备。”此即“重战”的思想。
曹操很多的军事理论，都是从前人的军事著作中得来的。孙武说：“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曹操对此作注说：“统兵打仗之事，要沉着镇静而幽深莫测，严肃公正而治理有方。”
曹操对前人军事理论的细心研究，既充实了自己，吸收了前人丰富的军事经验，也很好地指导了他的军事行动，对他一生的戎马生涯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正是有了这种理论的深造，才有了后来纵横天下，屡破强敌的曹操。
不信天命 实事求是成大事
曹操曾说，“天地间，人为贵”，表明了他不信天命，以人为本的思想。也许充满英雄气概的人都不相信天命，曹操是一个无神论者，是一个不信天命，只重人事的人物。
虽然曹操之成就多少有些运气，甚至天意的功劳，如渡黄河那次诸葛亮说曹操是“殆死潼关”，意思是说曹操差点儿就没命了。虽然如此，曹操却是不信天命的。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公开宣称自己“性不信天命之事”。他认为天就是“阴阳四时”，并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意志。他的《董逃歌》中提到：
德行不亏缺，变故自难常。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郭景图命尽于园桑。
郑玄是东汉的经学大师，在当时一般人看来他是德惠天下、没有什么“亏缺”的。郭景图生平不详，既与郑玄相提并论，看来也是一个“德行不亏缺”的人物。可是，“有德”的郑玄却在酒席上劝酒时倒地气绝，郭景图也在园桑中突然命尽，这是为什么呢？曹操的这首诗说明了人的寿命同德行无关，德行好也无法给你任何保护，这充分表达了曹操“不信天命”的观点。
曹操的《秋胡行》中还提到：“二仪合圣化，贵者独人否？”这也是“天地间，人为贵”的意思。曹操不信天命，因而自己虽有一统天下的雄心，却并不以皇帝自居，不刻意神化自己。相反，有很多史料提到他尊重事实，勇于自我批评，消除大家的疑虑。如他西征马超、韩遂时，曹操与韩遂在战场上约见，对敌方围观的士兵说：“你们都要看看我曹操长什么样，其实我也没有长四只眼，两张嘴，是个正常人，只不过智谋多罢了！”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派毋丘兴任安定太守，临行前嘱咐毋丘兴不要主动派人到羌人中去。毋丘兴却没有照办，果然出了差错。事后，曹操在总结时说：“我只是比常人智慧多一些，经历的事比别人多罢了。”但他这智慧却是从摸爬滚打中一点一滴获得的，说明曹操是务实的人。
曹操不仅不信天命，也不信神。如他的《善哉行》就对世人被神仙欺骗感到痛心和无奈。《秋胡行》中则说：“赤松、王乔，亦云得道。得之未闻，庶以寿考。”对赤松、王乔得道成仙的说法提出了疑问，认为他们不是真的得道成仙了，或许只是寿命比较长而已。曹操大量招聚方术之士，其目的也并不是要从他们那里获取长生不老术，只在于拯救他们，甚至只是为一种调笑罢了。这从曹植的诗中得到印证。
世有方士，吾王（曹操）悉所招致……本所以集之于魏国者，诚恐此人之徒，接奸诡以欺众，行妖恶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岂复欲观神仙于瀛洲，求安期于边海，释金辂而顾云舆，弃文骥而求飞龙哉！自家王与太子及余兄弟，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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