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说得非常明白，不论狄青有没有过错，也不管他有没有二心，为了防患于未然，都必须罢掉他的枢密使。欧阳修对晚唐至五代盛行的武将拥兵自重，篡位夺权的历史非常清楚，所以他才会得出狄青“掌机密而为军士所喜，自于事体不便，不计青之用心如何”的结论，极力要求宋仁宗“戒前世祸乱之迹，制于未萌。密访大臣，早决宸断，罢青机务，与一外藩”。
宋仁宗初时对大臣们的言论将信将疑，未置可否。欧阳修也不含糊，不达目的不罢休，之后在七月连上两状《上仁宗论水灾》，甚至搬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进一步指出“天人之际，影响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灾，亦未有已出而无应之变”，当此之时“必当思宗庙社稷之重，察安危祸福之机，追已往之阙失，防未萌之息害”，果断罢免枢密使狄青。在他看来，只有罢免狄青，才能从根本上铲除所谓“未萌之患害”。
欧阳修的三次上疏最终成为统治集团内部的主导意见，对狄青被贬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狄青被罢的过程中，另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文彦博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彦博是当朝宰相，因为民间的流言和兵士们对狄青的爱戴，再加上越来越大的倒狄声势，使得他也加入倒狄的行列之中，力劝仁宗免掉狄青枢密使的职务，命他出典外藩。仁宗觉得狄青劳苦功高，不忍心这样处置：“狄青是个忠臣，不可能有什么问题。”
文彦博正色道：“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一句话噎得宋仁宗无言以对。宋太祖赵匡胤当然是周世宗的忠臣，但就是这位最值得信赖的忠臣最终夺了周世宗的皇位，宋仁宗又怎么能够保证狄青的清白呢？对于武将的篡位野心，只能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换句话说，怀疑即为有，“莫须有”即为有！
莫名其妙地被外放，狄青很是委屈，他向文彦博询问其中的缘由。没想到文彦博对他怒目横视，声色俱厉地说出一句话，“无他，朝廷疑耳”。吓得狄青倒吸一口凉气，后退了几步，再也不敢多说什么，只得接受检校太尉同平章事护国军节度使的名义出判陈州，这件事的发生，绝对是历史的教训。
公元1056年8月狄青被外放陈州，文彦博等文臣仍不放心，每月两次遣使探视。每次听到使者前来，狄青“惊疑终日”，第二年便“病作而卒”，终年50岁。“陈州出梨，号青沙烂，今去本州，青必烂死”，狄青之死竟然验证了这句预言，令人悲哀。他没有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却死在了文臣的口舌之间。文臣们的软刀子杀人不见血，还装扮成正义之剑高悬在武将头顶。
狄青与岳飞之死是宋代的两大悲剧。岳飞之死，大家同仇敌忾。狄青之冤，又有几人知晓？狄青之死比岳飞更惨、更令人无语凝咽。岳飞毕竟还是死于奸臣之手，人们找得着痛骂的对象，可以一吐胸中块垒。狄青死于欧阳修、文彦博这些千古名臣之手，文彦博把“朝廷疑耳”这几个字说得正气凛然，声若洪钟，让人欲哭无泪，有冤难伸。杀害岳飞还要找一个合适的理由，狄青被贬则不需要任何理由，当年韩世忠责问秦桧，“莫须有”何以服天下？谁人曾问文彦博，“朝廷疑耳”又如何服天下？
如果狄青不死，必会有更大的贡献。狄青死后，北宋再无良将。熙宁元年（1068年），宋神宗逐个考察宋代的将帅，为出身行伍而官至枢密使的狄青所感动，认为他出身行伍而名震中外，一生始终谨慎，性格深沉，富有智慧谋略。宋神宗亲笔撰写祭文，派使者到他家中御赐贡品祭祀，并下令取狄青的画像挂在禁中，表达求贤若渴之情。怎奈斯人已去，空怀余悲！
宋朝不是没有名将，而是名将多不得善终，这也是为什么为宋一朝总被外敌欺侮的重要原因。宋朝造反的武将很少，在重文抑武的制度之下，武将成不了气候，在还“未萌”之时就已经被清除了。狄青和岳飞都是如此，只不过岳飞是明杀，狄青是阴死。岳飞之死有其不得不死的大背景，而狄青则完全可以不死。
从杨业到狄青再到岳飞都是被“疑”所杀，杨业因为监军的一句“岂非有他志”走上不归路，狄青因“朝廷疑耳”不得善终，岳飞则是在“莫须有”的罪名之下被处决，这些名将在功成名就之后都面临着相同的困境，又都有着相同的下场，被疑即必死，没有什么道理好讲，被怀疑有罪就是有罪，只能认罪。不仅仅是宋，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大体如此，这就是中国式的法律精神，不是疑罪从无，而是疑似从真，怀疑你有罪你就有罪，没罪也是有罪，在防患于未然的大旗之下，“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便成了冠冕堂皇的理由。
更让人为之动容的是，欧阳修屡次构陷狄青并不是出于个人私利或恩怨。欧阳修的人品同他的文品一样堪称完美，他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弹劾狄青，完全出于崇高的信念，他坚信这么做最符合国家利益，最有利于大宋江山的长治久安。一代名臣无端构陷一代名将，一代名将被一代名臣所不容，这是宋朝的悲哀，也是中国的悲哀，如果宋朝也有廉颇与蔺相如般的“将相和”，宋朝一定会有更大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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