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潘美的人责难说潘美应该站出来支持杨业，持这种观点的人显然是过高要求官场中的人了，不了解现实的残酷性，带了太多的浪漫色彩。不仅是潘美，即便换了一个人，也不会轻易否定监军而支持杨业。况且当时，两位监军已形成了一致意见，潘美此时站出来反对，只能使矛盾激化，于解决问题无益。
如果军队主帅与监军发生争执，皇帝肯定更容易相信监军而非部队将领，王、刘二人回朝后的汇报至关重要，他们是最能左右皇帝判断的人。杨业不懂吏事，不懂官僚系统的程序，而潘美在官场历练多年，显然更世故老到。如果潘美是动不动就与人叫板的人，他也不会有功德圆满的下场。
杨业之死，与其说是被奸人所害，倒不如说是死在了无处可见但又无处不在的“潜规则”。“有他志”、“莫须有”、“朝廷疑耳”都是宋朝军事制度之下的悲剧，也是整个中国历史的悲剧。杨业的悲剧是宋朝武将的悲剧，或者说是中国武将的悲剧。
七 谁为杨业洗冤屈
杨业的冤屈肯定是有的。但这个冤情，不是在其死时而是在其死后。杨业身为云州观察史，是一个五品官，按宋朝规定，正常死亡时，应赐“钱三百贯，绢布各二百匹，酒五十瓶，羊五十口”，若战场牺牲则赏赐更高，但一开始杨业只被“赐绢布各百匹，粟一十石”。比他品级低的岳州刺史贺怀浦，正常死亡时应“赐钱百贯，绢百匹，酒十瓶，羊十口”，战死后朝廷多赏了十瓶酒、五口羊。两相比较，杨业肯定是受了冷遇，否则他的待遇不会如此大打折扣。不过随后，宋太宗亲自下旨表彰，赏赐其“布帛千匹，粟千石”，大幅提高了赏赐标准。
为什么前后反差如此之大，其中缘由历史上没有留下记载，事实真相是如何呢？
杨家将故事中，有佘太君上殿为夫申冤的情节。此说源于清代地方志，光绪年间编修的《岢岚州志》称：“杨业妻折氏……性敏慧，尝佐业立战功……后杨业战死于陈家谷，潘美、王侁畏罪，欲掩其事，折上疏辩夫力战获死之由，遂削二人爵，除名为民。”《岢岚州志》的可信度历来招致怀疑，其短短的几行记录，事实交待含糊。最为明显的是，潘美没有被削职为民，只是除去了三个封官。潘美被削职为民是传说不是历史，《岢岚州志》把故事传说也当成史实一并记录了。所以，佘太君为夫申冤一事未必可信，为杨业昭雪一定是要有证人的，她没有前线亲历，战场上的事她并不知情，空口无凭如何控诉？
当代学者李裕民提出了另一种说法，据他的研究，是一个叫刘吉的人搬动了历史的“道岔”，洗雪了泼到杨业身上的脏水。他的依据是北宋名臣张咏的长诗《赠刘吉》，诗中有“冒死雪忠臣，谠言警贵侍”之句，作者在自注中称这两句诗与杨业有关，杨业忠贞但被奸臣所陷。
张咏与杨业、杨延昭为同时代人，历经太宗、真宗两朝，生于946年，死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也就是杨业之子杨延昭去世后的第二年。张咏是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进士，与寇准交厚。他中进士时杨业刚刚归宋不久，《赠刘吉》一诗作于989年，在杨业死后三年。他笔下的杨业之事也许有一定的依据。
张咏性急如火，疾恶如仇，不畏权势。他年轻时，有一次戴着头巾吃馄饨，因为头巾带子比较长，时不时垂到碗里。他气得火冒三丈，一把将头巾拽下来塞到碗中，愤愤地嚷嚷：“你请吃，你请吃！”他在湖北当县令时，干过一件备受争议的事。一个管钱的小吏，将一枚钱藏在头巾里往外带。张咏发现后，将他痛打一顿。小吏不服，“我不过偷了一文钱，你竟如此打我，难道还能把我杀了不成？”张咏被他的不屑激怒，当即挥毫写下四句判词：“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随即杀了那个小吏。一个不知进退的小吏，用自己的性命换来了“水滴石穿”这句成语。
关于刘吉，宋朝也确有其人，不过名望不高，《宋史》没有为他立传。从散见的史料分析，他是个敢做敢为的性情中人，与张咏性情相投，身世又与杨业有某些类似。杨业是北汉降将，他是南唐降臣，归宋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制、排挤和打击。杨业的冤屈，难免会让他有惺惺相惜之感。但以刘吉的身份和地位，想为杨业翻案太难，那是他所力不能及的。
关于此事，李裕民先生也只是提供了一个线索，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与佘太君一样，刘吉不是杨业一案的亲历者，他如何知道前线发生的事情，又如何为杨家雪冤呢？问题在最关键处缺失，因而没有太强的说服力，刘吉所能做的也许就只是振臂鼓与呼，他很可能也这么做了，并且冒了某种风险，受到了一些打压。
如果杨业真有冤屈，要为其申冤，至少需要两方面的证据，一是前线决策时的内幕披露，二是战争亲历者的证明，这些才是最重要和最有说服力的。但是要搜集到这些证据谈何容易，只有潘、杨、王、刘等几个人合议的军情机密，外人如何能得知真相。如果潘、王、刘众口一词，杨业是无理可辩的。所以，杨业最后被厚赏，很可能是潘美和两位监军中至少有一位主持了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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