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之中，曹魏最重视屯田；曹魏之中，司马懿最重视屯田。早在曹操手下做军司马的时候，司马懿就提出了军屯建议，他辅政后，更是把屯田作为基本国策。按照他的规定，典农中郎将都要定期向他汇报工作。这一次，司马懿按照常例召开典农中郎将会议。都是一些程式化的发言，都是一些程式化的观点，司马懿听得快要睡着了。
可是，肃静的会场里突然隐隐地骚动。这群官僚，开会没水平，开小会有水平！司马懿生气了，威严地扫视着会场，发现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一个年轻人身上。这个年轻人站在那里，嘴巴一张一张，憋着脸，喘不上气来的感觉，就是什么也说不出来。
司马懿看了主持人一眼，主持人急忙说：“回太尉，颍川的典农中郎将有事未到，派了一个典农功曹来开会！”司马懿继续看着主持人，主持人说：“他是个结巴，说话困难。”这些官僚，一到开会就请假，随便派个人来签到点名。司马懿要发怒了，你派也派个说话利索的人来呀。正当司马懿皱眉的时候，年轻人却神奇地开口汇报了。他一开口，司马懿就被吸引了，这个年轻人的发言，令人耳目一新啊，比那些老官僚的套式文章强何止一万倍呢！
会开完了，司马懿对那个年轻人说：“你留下来！”大家同情地看着这个年轻人，都在心里暗暗地骂颍川的典农中郎将：你派这个结巴向太尉汇报工作，这不是把人家小伙子向死里推吗？
第二天，大家开完后，纷纷启程，打哪里来的回哪里去。出发前，唯独不见那个说话结巴的年轻人，大家担心，就打发人去问一下。传来的消息把所有的人都吓坏了：这个年轻人被司马懿留在了身边，并被直接提拔成尚书郎。妈哟，哪有这样的提拔，从一个不入品的典农功曹，直接到尚书郎，坐火箭也没这么快吧。
在历史的戏剧性和偶然因素下，幸运的邓艾得到了司马懿的赏识，并被推上政坛。要是没有司马懿，邓艾到死也许只是一个指挥稻秆和荒草作战的癔想症患者。古语云：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对放牛娃邓艾来说，司马懿的知遇之恩是他一生所不能够忘记的。
历史上，魏晋时期是处于“公门有公，卿门有卿”“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中，魏国的用人制度是由吏部尚书陈群制定的“九品中正制”。所谓“九品中正制”，即是在各州、各郡设立“中正”，依据家世、道德、才能对士人作出高下的品定，并将士人将划分成上上、上中、上下到下上、下中、下下九等，然后依照品级给官。
出身卑微的邓艾，没有像同为义阳人的邓芝那样享有“汉司徒（邓）禹之后”如此响亮的招牌和家世。所以，即便是才华横溢，但如果没有司马懿的出现，名不见经传的邓艾是注定无法达到日后的高度并奢求名垂青史的。
司马懿非常提拔邓艾，是因为他有一个非常之忧，他认为邓艾是解决这个非常之忧的非常之人。
三国真正第一大功———
司马懿的非常之忧：灭吴。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连年苦战，国力消耗严重，囤无余粮，军事行动往往受粮食的制约。要灭吴，就必须在南方建立粮食基地，但是曹魏政权的官员却都以北方人为主，对南方水稻的种植不熟悉。偶有几个是南方人，却都身出名门，不懂稼穑。即使万里挑一有懂水稻的，这些名门之后，谁又会乐意东坡不返呢？就是在今天，高校招生，农业专业不是仍然为生源而发愁吗？
司马懿一直为建立征吴粮食基地的事情发愁，可是，自从他见到邓艾第一眼起，他就不愁了。千里马遇伯乐，喜；伯乐遇千里马，亦喜。
240年，作为司马懿钦点的人选，邓艾携带着“时欲广田畜谷，为灭贼资”的指示来到了幅员辽阔的淮南、淮北地区。从小就知稼穑艰难的邓艾，多年在田间地头放牛，没事时就对着农田指指画画，在大脑里进行千军万马的鏖战。现在，他久习的地形意识帮了他的忙，邓艾一眼就发现了当地屯田的关键，提出了“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引水灌溉，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的建议。
和所有天才一样，邓艾知道自己的缺点，他知道凭自己的口才和资历，很难征服决策者，就特意写了一篇《济河论》呈交于司马懿。司马懿一口气读完《济河论》，茅塞顿开，准备采纳邓艾的建议，就把邓艾找来，询问他具体措施。邓艾来不及再写什么论，就结结巴巴地提出了江淮屯田的具体方案：邓艾认为当初曹操之所以能够击破黄巾军，很大的原因在于“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目前要与东吴交战的情况，若是从许都运送军粮物资，不仅路途遥远，且“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土下田良”，无疑是曹魏军屯和减少运输耗费的最佳位置；因此，如果“令淮北屯两万人，淮南三万人”，并采用“十二分休制”，即“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那么，当“水丰常收三倍于西”时，去除各种成本费用后，每年就可以积累到五百万斛粮食，六七年的时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而这些，便是十万将士五年之食。这大概是邓艾一生中一口气说得最长的话了。他直指问题的关键：伐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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