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魏延传》里还有一处记载，蒋琬带领宿卫营去南谷口处理魏延事件，才出成都几十里，魏延的死讯就传来，蒋琬就回去了。死讯就没到褒口来，而是回成都了。
这里的记载表明，蒋琬是去镇压魏延的，因此魏延一死，蒋琬就没有再去的必要，就打道回府了。这说明，在杨仪和魏延的互诉中，官方采信了杨仪的说法，定了魏延谋反之罪。
《三国志·杨仪传》记载，杨仪“平叛”，事后只被拜为中军师，根本没有统兵权，基本是被晾在了一边。这就奇怪了，杨仪可是“平叛”的第一大功臣啊！要是魏延造反的话，那杨仪就是力挽狂澜的人物，事后肯定会高官厚禄，可是他又怎么被弃之不用呢？
这只能说明，当大军完全撤回后，为魏延鸣冤的人多了，真相渐渐浮出水面——杨仪暴露了。魏延人缘虽然不好，但是诸将仍然议论纷纷，都推断说魏延绝对不会投降魏国了却还要赶回来（“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诸将分析，魏延只是想杀杨仪（“但欲除杀仪等”），但惹火烧身。杨仪暴露了，当然不能给他升官了。
问题出来了，既然杨仪暴露了，那朝廷怎么不为魏延平反，治杨仪的罪呢？
纵观历史，历朝历代，哪位统治者纠正过自己主办的冤假错案？最大的可能，是后代纠正祖宗办的错案，后任纠正前任办的冤案，而且也要费很大力气。曹魏灭蜀功臣邓艾，因钟会构陷，正好司马昭想扫平篡权路上的障碍，就在263年定了邓艾罪，然后邓艾在被押解的路上被杀。后来，邓艾蒙冤已是大白于天下的事实，可是也无人为他平反。直到267年，司马昭死后第二年，议郎段灼上书为邓艾鸣冤，此事才被提起，可是即使是这样，司马炎也是到了273年才下诏为邓艾平反。要不是段灼坚持不懈，要是司马昭还活着，邓艾有可能洗清冤名吗？
定魏延罪的是刘禅、蒋琬，费祎和姜维在中间也起了作用，蜀汉一直是这几个在魏延案件中洗不清的人掌权，魏延案件也就一直没有反过来的可能。所以，杨仪也不会被追究责任。
一些人，为了登上权威的宝座，不惜把真理踩在脚下。
魏延，这个战场上所向无敌的英雄，在自己人的算计里败下阵来。《三国志》以惊心动魄的文字，记载了魏延的结局：魏延逃亡后，杨仪派马岱追上去，马岱斩杀魏延，然后把魏延的首级献给杨仪邀功，杨仪亲自踩在魏延的头上，骂道：“庸奴！复能作恶不？”这时，杨仪心里肯定是爽极了：看你以后还能不能在老子面前拔刀！小人得志便猖狂，杨仪又派人到汉中，夷灭魏延三族。
可以肯定，《三国志》对这件事的记载，没有出错。鲁迅先生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这句话，完全可以用在杨仪身上。
可叹魏延，一代豪杰，生里走过死里来过，没死在敌人手里，却被自己人残杀！
可悲魏延，一身豪气，威震汉中，叱咤风云，死后落得了千古“反”名！
魏延啊，当你被杨仪踩住头颅时，为何不再气壮山河地慷慨陈词——
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
良知被挤压得无处可存，但是我们仍然感觉到它的力量。蒋琬，魏延案件的实际拍板者，后来还是通过一个非常隐秘的方式表达了对魏延的忏悔。延熙元年（238年）冬十一月，大将军蒋琬出屯汉中。凄厉的寒风里，蒋琬望着破碎的山河，想到蜀汉无人，想起在这个地方，二十年前，魏延曾经无比豪迈地说：“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魏延的战场传奇，在蒋琬的记忆里复活。蒋琬叹口气，传令下去，对魏延重新以礼收葬，并在墓前立了石马⑥，以纪念魏延的战功。
可是，蒋琬毕竟没有勇气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
我们是通过分析《三国志·魏延传》的错误而知道蒋琬的错误的。以“信史”著称的陈寿，为何在一篇人物传记里犯了这么多错误？魏延事件，就由得他任意打扮吗？
其实，陈寿本来对魏延案件是了如指掌的。
历史家的难言之隐——
陈寿是蜀汉巴西郡安汉县人，出生于蜀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33年），魏延事件发生时，他已经两岁了。陈寿的父亲，参加了街亭之战，在马谡军中担任参军。战后，马谡被斩，陈寿父亲也被株连，受到髡刑的处罚，就剃去头发，这是种极具污辱性的处罚，然后逐出军营，这个时候陈寿的父亲才回到家乡，几年之后结婚生子，得了陈寿。蜀汉灭亡那一年，陈寿三十一岁。蜀汉历史，对于陈寿来说，是当代史。
陈寿在大约在18岁时进入了太学学习，谯周是他的老师。诸葛亮去世后，朝廷派时任益州劝学从事（相当于省教育厅长）谯周第一个去南谷口吊丧。谯周是成都方面第一个亲临“南谷口事件”现场的人，掌握了魏延案件的第一手资料。陈寿与老师谯周的关系格外亲密，谯周不可能不告诉他魏延事件的真相。
既然如此，陈寿又怎么对魏延事件的记载如此漏洞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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