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 唐德刚说，孙中山的幸运，就是搞了一生的“革命尚未成功”，引起全民族甚至全世界的同情，《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桂林，页48。
[84] 倾读钱穆先生《晚学盲言》，于此一点多有论述，如曰：中国不重物质人生，而重精神人生；今日科学世界，即一机器世界；中国主自然人文化，西方主人文自然化；今人重视经济人生，中国古人则重道德人生；西方进步在其具体物质，中国进步则在其人文精神；经济观点不同于文化观点；近人好言现代，亦是一时变，若言大化，则远古至于现代，一化相承，可谓如有变而实未变；今人必认现代为神奇，前世为臭腐，皆由不识此化字；若论本体，则只有化，并无变；有了电灯（及一切所谓现代物质条件），亦不得说是文化进步，此是中国人观念；今人有了电灯，可谓在生活中之物质条件上是进步了，但岂能谓是生活进步，又岂谓是人文进步；一切物质生活中，更当有一种精神生活作主宰，一切自然，则当由人文化成为理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2004，页7、13、14、28、29、40、47、48、49、56、59，等 [85] 对此，秦晖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说：我反对把“应然”和“实然”混在一起，先假设一种价值，设定一个社会是好的社会，另一个社会是坏的社会，然后又假设这个坏的社会有一种客观规律，它会经过一种比如的进化途径发展为好的社会——这一套理论，我根本就是反对的。又说：我只是坚持一种“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历史观”，见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页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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