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对！”曾国藩想起了下面的话题，“如果没有太平天国造反，哪里能有我的今天？你们知道吗，当初我编练湘军，常常想的就是，只要镇压了太平天国，‘中兴’的日子就来啦。”
“可惜又冒出了捻军。”
曾国藩长叹，开起了自己的玩笑：“是啊，一年前我就想，只要镇压了捻军，‘中兴’的日子就来啊，想不到我是个笨蛋，毫无成果。”
幕僚们都说：“曾公，话不能这么说。据各种战报，李鸿章镇压捻军所用的套路也是您定下的基调。”
曾国藩会心地一笑：“不是我托大，我向来做事求稳，凡事都经过深思熟虑，那套对付捻军的办法，只要假以时日，必生效果。”
“是！是！是！”
“我说到哪里了？”
幕僚们异口同声：“中兴。”
“哦，对！”曾国藩停顿了一下，“我原本以为只要没了战争，就等于站在‘中兴’门外，想不到……”
他所谓的“想不到”，其实早有血淋淋的现实摆在有忧患意识的人眼前，他只是不忍看得那么透罢了。
大清帝国当时已如百余年的茅草屋，四面透风，摇摇欲坠。帝国内部，太平天国虽然被镇压，但各地起义仍接连不断，敲打着大清帝国的神经，紫禁城中，慈禧以中下之智、上上之欲统治着这个帝国，她只能让它变得更坏。帝国外部，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就不停地搜刮它的财富。曾国藩在剿捻时路过各地看到村庄乃至城市的破败时，悲痛欲绝，这哪里还是个帝国，简直就是败絮。
在曾国藩看来，外部的敌人永远不是问题，于是他轻描淡写地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乐观地认为，只要学了西方的武器改练军队，同时自己也制造洋枪洋炮这些近代武器，就能抵御地方列强的攻击。在此基础上，再深入钻研和了解西方技术，假以时日，完全可以打败那群鬼子。
他看不到西方的成功是因为制度，而非武器。这种天真之想，让他第一个在中国创建了西方武器制造厂，也是他，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
在他的鼓吹下，当时中国很多人都把眼睛瞄向西方，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历经二十余年，结果在和日本的甲午战争中暴露了它的毫无效果。
其实，“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个伪命题。“师夷长技”的目的是“制夷”，而不是让自己绝对强大起来，一旦夷狄没了，那些“长技”必被取消。满洲人入关后，拒绝使用火器就是明证。满洲的统治者似乎很精明，他们认为一旦火器普及会动摇其统治，但如你所知，这是小农思维。当他们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时，才发现了自己的差距，但悔之晚矣。
曾国藩觉得，最大的危险往往来自内部。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攘外必先安内，内部不稳，是绝对的不稳。至于外部，不过是肘腋之患。对于如何处理内部，曾国藩毫无信心。本来，他认为吏治清明是重点，可正是他本人一直在破坏吏治。
担任两江总督后，曾国藩在其辖区内把他认为的贪官污吏统统撤掉，换上自己认定的好官吏。但这些人到任后并未给曾国藩增光，相反，他们变本加厉，比从前的官员还要贪腐。
曾国藩极为痛苦，却束手无策，原因无他，主要是这些官吏不是他的亲信，就是他亲信的亲信；不是他亲手所保举，就是他保举的人所保举。所以他明知问题很大，非整顿不可，却无法下手，只能装聋作哑。
那个后来在“洋务运动”中成为标志性人物的丁日昌，在江苏常州做官时，打着洋务运动的旗号横征暴敛，贪污腐化。有幕僚提醒曾国藩，若想整顿江苏吏治，必须首先从丁日昌开刀。
曾国藩长叹一声说：“丁日昌横征暴敛，是在给李鸿章提供剿捻军费，即使再坏也不能去掉。”
幕僚也长叹一声说：“那就只能让吏治继续败坏下去了。”
吏治腐败，让曾国藩渐渐失去“中兴”的信心，“中兴”的口头禅也慢慢从他嘴里消失不见。一次，某个幕僚对他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只不过现在皇帝的威权很重，割据风气还未形成，除非中央政府首先烂掉，否则不会出现国家土崩瓦解的局面。”
曾国藩不无忧虑地说：“中央政府好像正在烂掉。”
幕僚道：“祸患必是中央政府先垮台，而后天下无主，各自为政，这种情况的发生不会超出五十年。”
曾国藩不禁皱眉：“能否南迁？”
幕僚斩钉截铁：“不可能！”
曾国藩很不服气，和幕僚大起争辩。幕僚最后甩给他一句话：“国初杀戮太重，满汉仇恨深刻，一成死灰，永不可能复燃，即令复燃，也不会长久。您就睁眼瞧着吧。”
曾国藩闭上了眼。最近，他的眼睛一直酸胀，看东西异常模糊。他知道这是病，但他不知道该从哪里治起。
就像是吏治，就像是他的癣病，还有他日益加重的肺病。
不是病入膏肓，而是命中注定，这种病会带走一个人，乃至一个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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