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见热脸总贴曾国藩的冷屁股，索性不贴了，而去贴罗泽南。罗泽南对左宗棠感叹道：“你说的湘军有骄傲之气，我岂不知？但气候已成，我能如何？”见左宗棠言辞恳切，罗泽南又安慰左宗棠道：“曾大人自办理团练就历无数艰难险阻，所以非是一胜就昏头的人。据我观察，他看问题往往从终极目标向前倒推，并不十分计较具体的‘多算少算’，请您放心。”
左宗棠气鼓鼓地回信道：“关我屁事，我当然放心！”
太平天国方面是大大地不放心。田家镇失守后，杨秀清迅速调整部署：太平天国最有亮点的翼王石达开由安庆进驻湖口，和骁将罗大纲协防。九江方面由天国中有勇有谋的林启容防守；文武全才的黄文金从湖口攻都昌，以策应九江的防御。
整个太平天国精兵名将云集九江、湖口，摆出一副要和湘军一决雌雄，甚至是同归于尽的架势。
1854年十一月中旬，湘军水陆近三万人陆续抵达湖口、九江城下。曾国藩本以为湖口、九江二城能顷刻而下，但一看到两城的防御，当场傻眼。
湖口被罗大纲的人化成了天然屏障，数十丈的木排横亘江心，排侧有炮船，排外有铁锁，层层固护，两岸营墙，几百门炮对准木排周围，纵然一只鸟要接近木排，也是南柯一梦。九江城本来就是铜墙铁壁，又被林启容锦上添花，已是货真价实的坚不可摧。
千年以前，魏帝国皇帝曹丕站在长江边，哀叹道：“天老爷制造长江，就是为了分割南北啊。”千年以后，曾国藩站在湖口城下，也不禁哀叹道：“长毛贼制造了木排，就是为了不让我功成名就啊。”
曾国藩虽这样说，但他不是被困难吓倒的人。猛烈的进攻在两座城下同时开始，湘军在九江城下百路攻城，九江城岿然不动，湘军死伤无数，但士气仍在。湖口木排阵前，湘军用各种计谋攻之，却无一人能冲入排内，木排周围漂起了湘军士兵的尸体。令太平军惊异的是，对手伤亡越大，士气却越高，更让太平军惊骇的是，从前的敌人向来见死不救，可湘军士兵们在战场上却亲如兄弟，从不丢下一个活人。
这是曾国藩的教化之功，自湘军创建以来，曾国藩言传身教给湘军士兵的就是一个字：和。
“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简单而言，就是与人和谐，与人为善，互相帮助，互相激励，和衷共济，由此在一个团队中形成正能量，良性循环，使每个人在关爱别人的同时也在被关爱。“和”的终极目的就是人心齐，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
曾国藩曾不无得意地对人说：“湘军是最善和衷共济的一支军队，文与武和，水与陆和，兵与勇和，将与卒和，连厨子和马夫都和，全军上下几万人，如家人骨肉之联为一体，而无纤芥嫌隙生于其间。”
曾国藩高度重视“和”文化，“和”文化的四平八稳注定了曾国藩的用兵方略。自他出山以来，曾国藩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兵法，更没有出其不意的计谋。他靠的就是稳扎稳打，如同一块铁板，同进同退，笨拙却有效。
稳扎稳打成功的前提是，对手也稳扎稳打但实力弱于自己，或者是对手轻敌冒进。遗憾的是，曾国藩面临的对手虽稳扎稳打，却不冒进，相反，对手非常有智慧。
曾国藩的对手石达开是太平天国中的翘楚，无论为人还是用兵，都可圈可点。
曾国藩在九江、湖口二城下困顿不前时，石达开和他的伙伴们却虎虎生风，越战越勇。曾国藩进攻，他们就坚壁不出，顽强抵抗。曾国藩扎营休整，他们就偷偷溜出城外，对湘军发动骚扰性袭击，搞得湘军将士吃不好睡不实，整日耳鸣、头痛、烦躁不安，现代医生会告诉你，这是典型的神经衰弱症状。
纵然如此，无论曾国藩还是石达开，都不能一口吃掉对方。大家在僵持，都黔驴技穷。穷则变，变则通。谁先变，谁变得巧妙，谁就能拔得头筹。
曾国藩很难在这种关键时刻做出变化，儒家教导人要稳重，前后如一，不可轻言改变。所以，只能是石达开先变。石达开和他的伙伴们认为，曾国藩的军队能取胜，关键在于水上优势，湘军水军分为大战舰和小战船两部分，大战舰笨重，但装备大口径火炮，能摧枯拉朽；小战船虽没有巨炮，却运转灵活，能出其不意地让敌人受到打击。二者互相配合，用曾国藩的话说，这就叫阴阳互补，取长补短。它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石达开决定，只要把曾国藩的“阴阳”分开，那就孤阴不生、孤阳不长，曾国藩必然失败。计策因此而出，石达开调遣湖口全部水军在湖口至姑塘四十里江面上一字排开，引诱曾国藩来攻。
这是兵法上最简单的招术：以能示之不能。
曾国藩老成持重，若在平时肯定不会上当。但在1854年年末的湖口江面上，他肯定要上当。因为多日来，他对敌人的城池久攻不下，欲决战而不能。如今终于有机会和敌人决战，曾国藩和他的将士们绝不可能放过。
石达开正是找准了曾国藩军队急于求战的心理，所以生出这一计策。曾国藩果然中计，闻听对方要一战定胜负，大喜过望，下令全线出击。湘军水军将士个个奋勇，人人争先，恨不得把所乘坐的战船插上翅膀，冲向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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