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迈被拿下，代替他的是满人官员文俊。文俊有种族自豪感，瞧不起汉人曾国藩，比陈启迈还不是东西。
曾国藩向“本我”发出了抱怨：真是流年不利，小人太多。他的“本我”回应道：抱怨是人生大敌，是恶，赶紧祛除他。
曾国藩就跑到床上静坐，克制“抱怨”这一大敌，几个时辰后，他睁开眼，眼前已经是个不抱怨的世界了。
文俊的无赖做派和曾国藩的“克己”气质形成鲜明对照，由于文俊是满人，所以曾国藩不能像对付汉族官员陈启迈那样对付文俊。他所能使用的招数只有一个：隐忍不发，任凭文俊在他身上耍把式。
一方面他要憋出内伤般的应付文俊，一方面还要为他在前线的湘军弟兄们苦心积虑寻找军饷，曾国藩身心俱疲，癣病发作。夜晚不能入睡，每当匆忙走在街上，身后皮癣飞舞，形成一幅诡异的画面。
纵然如此操心操肺，曾国藩感觉还是不见效果。在给家人的书信中，他自我批评说，“所做的一切对国事都毫无益处，很不如人意。”但曾国藩写家书，很多时候都不是发自“诚”。比如他说，我食俸禄已很久，不得不把国家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他把国家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不假，但食俸禄已很久却是假的，因为自创办湘军以来，他一直在自力更生。
显然，曾国藩写家书的读者有两位，一是家人，二是外人。
家书要写，路也要继续向下走。曾国藩继续霉运当头，道路坎坷。
失去左膀右臂
1855年烈日炎炎的夏天，曾国藩在南昌城不动如山地领受文俊的冷嘲热讽。他毕竟不是山，坚持不了多久，所以在钱粮稍微充足后，就带着一支水军进驻南康。一来躲避文俊那张臭嘴，二来，他要重新对九江和湖口布局。
对于九江和湖口二城，曾国藩仍坚持己见，那就是持久地围攻。塔齐布高度支持曾国藩，所以曾国藩抵达南康后，塔齐布在九江跃跃欲试，要去和曾国藩畅谈一番。南康和九江虽然只隔了个庐山，但由于太平军游击队的袭击，曾国藩和塔齐布要见面很不容易。两人多次约定骑马相见，都未能如愿。直到六月份里最热的那天，曾国藩和塔齐布终于得到机会相见了。
这是自曾国藩离开九江前线到南昌后二人首次见面，塔齐布抓住曾国藩的胳膊，眼眶里全是泪水，曾国藩也落泪。塔齐布说曾国藩白发多了，曾国藩就说塔齐布瘦了。塔齐布说曾国藩精神差了，曾国藩就说塔齐布脸色难看，应是营养不良了。
二人互相关爱后，就谈到正事。那天的天气酷热难耐，曾国藩慷慨激昂，塔齐布被曾国藩的言辞挑拨得热血上涌，所以两人拼命地摇着扇子，汗水还是不停地往下流。
曾国藩和塔齐布最后达成共识：在七月的雨季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这是最后一搏，能攻陷九江最好，如果无法攻陷，那就从九江城撤兵。
塔齐布跑回九江大营后，磨刀霍霍。从前的攻城器械已不能用，塔齐布命人昼夜加班制作工具，仅云梯就制作了数百架，又征收了布袋四千，结了几千条竹筏。挡牌、竹盔堆积如山，太平军在九江城下看到塔齐布干得热火朝天，不禁心胆俱裂。
塔齐布万事俱备，只差一个月黑阴雨之夜。这样的夜晚数不胜数，但塔齐布按曾国藩的训导，要在这些黑夜中挑选一个最好的日子。这个日子就是七月十五，南方民间所说的鬼节。
非常遗憾的是，七月十五那天，突然天空放晴，月亮又大又圆，连九江城墙上的茅草都能看清。这真是绝佳的讽刺。塔齐布气得吐出一斗血来。
他为了湘军，为了曾国藩，为了大清江山，洒了太多热血，几次都想抛掉头颅，但老天眷顾他，始终保佑着他在战场上的幸运。然而这一次，福运离开他。七月十八，塔齐布吐完胃里最后一口血，一命呜呼。
这是个天大的噩耗，曾国藩得到消息后，不管通往九江路上有多危险，只带几十个随从，策马加鞭，飞奔而来。一见塔齐布尸体，他无法控制地扑到尸体上，放声大哭，如丧考妣。
这既是哭塔齐布，又是哭他自己。塔齐布在他形单影只时离他而去，对于他和塔齐布，都是最悲痛的事。
塔齐布这只曾国藩的左膀离他而去，他还未从悲痛中复苏，又一个更重大的打击来了。这就是罗泽南的出走。
事实上，从曾国藩创建湘军到1855年的酷夏，曾国藩所依仗能打的人只有塔齐布和罗泽南。
塔齐布尸骨未寒，罗泽南就颠颠地跑来，和曾国藩谈论一个极有前景的大计划。罗泽南这段时间忙得四脚朝天，四个月前，他在南康和九江察看多次后，像发现外星生物一样的跑去对曾国藩说：“太平军上控制武汉，下占据南京，湖口乃中游要塞，其志在必得。纵然咱们攻克湖口，也难以据守，更不能摆脱与之相持长江中断的被动局面。要想打破僵局，改变目前半死不活的被动地位，必须回师上游，攻克武汉。而要攻克武汉，又必先据其上游的崇阳、通城、咸宁一带，以锤击武汉的后背。”
曾国藩思考了许久，确信罗泽南的计划没错，但他就是不肯痛快地答应。原因有二。第一，其时，他正和陈启迈的矛盾激化，其中一个激化点就是他罗泽南；第二，罗泽南去武汉，除了战略目的外还有私人目的，那就是增援上任不久的湖北巡抚胡林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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