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写日记，天下人皆知。他的随从们也知道，所以这件在别人那里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在曾国藩这里的确就是比天还大的事。
当晚在一客栈住下，随从们急忙把文房四宝准备好，曾国藩开始补写日记。大人物写日记是很讲究的，曾国藩不可能补写他和弟弟、弟媳们吵架的事，所以1858年四、五月份的日记就成了鸡汤似的心灵感悟。比如“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再比如“矫激近名，扬人之善；有始无终，怠慢简脱”，还比如“威仪有定，字态有定，文气有定”。
写完这些感悟，曾国藩觉得不妥，于是补充道：三月二十二日，作札记立誓；四月二十三日，戒棋立誓；二十六日，窒欲立誓……
1858年六月末，曾国藩来到长沙，遇到难以置信的欢迎，连左宗棠都亲自跑到城外，向曾国藩一个劲地点头微笑。曾国藩心里叹息说，人情这玩意就是镜子，你对它笑，它就还你微笑，你若愁眉不展，那它绝对还你苦瓜脸。
不但和长沙的最高长官们打成一片，他甚至跑到长沙县衙和县太爷们欢快畅谈。整个长沙，甚至整个湖南都知道了，从前的曾国藩已死，现在的曾国藩是个圆通和气的好官僚。也就是说，曾国藩会做官了。
会做官，并不一定就有好运气。曾国藩还有很长很难的路要走。
到处一场空
曾国藩出山的任务是追击石达开，但石达开不是那么好追到的。一年前，石达开离开南京，目标是浙江。遗憾的是，他在浙江门户衢州遭到清军很有能力的守将，于是放弃浙江，转向福建，并沿着福建江西交界线一路向西南行进。
曾国藩在长沙制定的计划是，由江西东部进入浙江。可当他从南昌乘船东下，抵达江西东部河口时，石达开带领主力已从浙江东部打进福建，清政府命曾国藩尾随追击进入福建，石达开主力又盘旋于福建、江西边境。石达开跑得不亦乐乎，曾国藩追得气喘吁吁。
他向咸丰发出哀叹：“我不能再追下去了，否则我这辈子就会追来追去一场空。”咸丰倒很理解曾国藩，下旨说：“你可在建昌府（府治江西南城县）暂时驻扎，等待最佳时机，给石达开致命一击。”
这是大话，也是官话，石达开没那么容易被一击致命。因为此时石达开的斗志明显下降，兵团只是在不停地做战略转移，根本不想打仗，所以曾国藩也就无仗可打。在建昌府的半年时间里，曾国藩只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和湘军的将领们紧密联系，谈天下大势，谈从前谈现在谈未来。每当谈到湘军历史的艰难时，曾国藩都会流下真诚的眼泪。这眼泪毫无悬念地滴到信纸上，被那些湘军将领看到，心中百感交集，暗暗发誓要跟随曾国藩，哪怕走到山穷水尽。
曾国藩在建昌府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眼睁睁看着李续宾的灭亡，此事需大致铺垫介绍。当曾国藩意气风发地被迫和石达开玩捉迷藏时，洪秀全在南京开始了新的大布局。老同志全部不在，再也无人替他分忧解难，他只好从女人堆里爬出来，打着哈欠亲自管理他的天国。
不得不承认，洪秀全是个有能力的人。1858年，他力排众议提拔了年仅21岁的陈玉成和35岁的李秀成为天国的支柱。他把太平军主力毫无保留地交给这二人，绝不疑心。
陈玉成和李秀成虽然年纪不大，却都是老革命。他们用多年的战火洗礼自己，把自己锻造成了英雄人物。二人拿过兵权，出手不凡，仅用了一个月，就击破了围困南京多时的江北大营，南京之围顿解。
清军的江北大营一垮，南京的压力减轻，陈玉成便能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对付步步紧逼的湘军了。跑在最前面的湘军李续宾兵团自然成为陈玉成第一个要打击的目标。
按之前胡林翼的军事战略，李续宾兵团负责进攻安徽北部，但他不是独立作战，原则上他归清军钦差大臣满人胜保指挥。胜保是个酒囊饭袋，和太平军作战从来就没有赢过。正因为从来没有赢过，所以他特别嫉妒赢过太平军的湘军。
曾国藩敏锐地注意到这点，在给左宗棠的信中，他特意提出：“安徽战事由胜保指挥，李续宾可能会受牵制。我了解李续宾，他不是个受人摆布的人。如果他和胜保之间发生了什么不愉快，恐怕只有胡林翼能够扶助并让他安全。”
不好的事情发生了，胡林翼老母突然病逝，胡林翼要回老家守孝，这个消息对曾国藩而言无疑糟糕透顶。因为胡林翼是湖北巡抚，曾国藩此次出山的湘军军饷全靠胡林翼支撑，他不无痛苦地给胡林翼写信说：“湘军水陆数万人，皆仗胡公以生成，一旦失所依倚，关系甚重。”
胡林翼也大为痛苦地回信道：“我老娘去世，我不能不回啊，呜呜。”
曾国藩拼命地在军营里踱步，事已至此，绝无挽救的余地。没必要在这棵树上活生生吊死，倒不如为胡林翼锦上添花。这个锦上添花就是，为胡林翼老母写了副挽联：武昌居天下上游，看郎君新整乾坤，纵横扫荡三千里；陶母是女中人杰，痛仙驭永辞江汉，感激悲歌百万家。
写了这副对联，曾国藩心情居然大好，给曾国荃写信，附上这副对联，沾沾自喜道：“它能进入前五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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