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背后讥笑他：“一个乡巴佬读了几本书，就想当圣人？”
曾国藩咬牙切齿地用诗歌回敬：“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
为了给自己打气，也让别人知道他的雄心，在给亲友的信中，他大言不惭道：“君子就该有民胞物与之器量，有内圣外王之功业，这样才对得起父母生养，不愧于天地的完人。”
这是个大志向，也是曾国藩一生中最坚持的人生信条：立志！
我们若想了解一个人，不要问他干了些什么，首先问他想干些什么。如果一个人想都没想过，就不要问他如何去做，正如你不必去问断了线的风筝要去哪里一样。
曾国藩说，“我经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我想这大概就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的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就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他是这样感悟的，也是这样做的。首先是把自己的“号”改成“涤生”，“涤”意思是洗涤掉从前沾惹的污垢，“生”是明朝人袁了凡所说的“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之意。
这叫“正名”，正名之后就是刻苦治学，广为涉猎，为成圣作贤打好坚实的根基。但是，曾国藩的悟性很差，而且当时也没有圣人指南的书籍，所以他只挑历代名人著作苦读，读来读去，转来转去，他就自觉不自觉地转到了理学经典上来。
其实理学经典无非是朱熹所著述的《四书》，任何一个通过科举考试的人都知道，但那时是为了应付考试，很少深入研究。曾国藩这次是把朱熹所著述的《四书》当成学问来研究了，越研究越头痛。有人善意地提醒他，“你可去向北京城里的理学大师唐鉴求教啊。”
曾国藩大梦初醒，唐鉴是名动京城的理学大师，而且还是他同乡，正在太常寺供职。一得到这个提醒，他立刻抱着《朱熹全集》就跑去了。
唐鉴兴奋而热情地接待曾国藩，因为湖南出个翰林很不容易，一听曾国藩向他请教“检身之道，读书之法”，马上严肃起来，叹气说：“现在真做学问的人少了，难得你还如此笃实。这是为何？”
曾国藩诚恳地回答：“我要把自己锻造成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成为名垂史册的圣人。”
唐鉴摆摆手：“咱们还是谈点实际的吧。”
曾国藩恭敬地听着，唐鉴告诉他，“读书当以《朱熹全集》为宗，要熟读百遍，以其为课程，身体力行。”
曾国藩不太明白，唐鉴就近取譬道：“我介绍个人给你认识，此人叫倭仁，是个饱读诗书、胸有丘壑的理学大师。你去向他请教一下吧。”
倭仁比唐鉴好说话，一见曾国藩就滔滔不绝。倭仁说：“其实读书之法，只需按自己的性情而定，有人博览群书，不求甚解；有人一生只钻一本书，殊途同归而已。但检身之法却有一定之规。我的检身之法完全按理学的规矩，从早上睁开眼到晚上闭眼睡去，这期间的一言一动，坐卧饮食，都要记下，如果有私欲，就马上干掉它；每天要静坐一个时辰以上，要把心中的私欲逐一克掉，也就是说，研己（抓住些苗头加以认真研究，从而发现其发展趋势和利害关系）功夫最重要！”
曾国藩耷拉着眼皮，茫然若失。倭仁发现他没有听懂，加重语气道：“其实就是通过静坐、记笔记等自省的功夫把一些私心杂念消灭在微露苗头之时，让自己沿着天理的大道奔驰而去，并将学术、心术、治术连通一气，学问增长的同时，道德水平也得到提高，这样你就逐渐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
曾国藩如获至宝，对倭仁几乎要叩头谢恩，一路小跑回家开始“研己”。第一项就是静坐，静坐绝对不是曾国藩的强项，开始时是盘不上僵硬的腿，好不容易盘上了，腰椎又痛。腰椎不痛了，又昏昏然睡去，猛然一睁眼，发现已过去了半天。如此不务正业，曾国藩又气又恼，只好在日记中把自己臭骂一顿，可第二天故态重萌。
写札记还好，毕竟曾国藩的私欲和臭毛病太多，第一个臭毛病就是他老爹所说的“傲慢”。很多人会大惑不解，曾国藩知道自己天赋不高，纯靠汗水才爬过科举关口，他应该有自知之明、谦虚谨慎才对。问题是，资质平平和心高气傲是两码事。一旦被天道眷顾，酬了他的勤，那他就不知天高地厚了，这是人性。
当曾国藩在京城翰林院中寻寻觅觅也寻不到几个老乡时，傲气冲天而起：“看啊，湖南千万人，才出了几个翰林？我不狂妄一点，都对不起湖南人。”于是，他牛气冲天，总把自己抬得很高，把别人看得很低；自己永远是对的，别人只要和自己的意见不符，就必错无疑。
人一旦傲，脾气肯定很臭。因为他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而别人肯定有很多意见。曾国藩和各种各样的人吵各种各样的架，把湖南土话中最激情四射的脏话带到了北京，他从前闷头学习，没有时间温习这些脏话，现在终于有了机会，如泄洪一样，见人就喷。
曾国藩开始先对傲慢开刀，每次和别人吵架完毕回家，马上记下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咬牙切齿告诉自己：“以后绝不能这样了，要谦虚，要收敛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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