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乾隆六年开始木兰秋狝以来，除乾隆七、九、十三、十五、四十二、四十三年之外，皇上几乎每年都要举行秋狝。而在乾隆十九年这年，皇上却两次来到承德。本来，这年夏季即打破以前八月秋狝的惯例，提前来过避暑山庄一次，是为接见自厄鲁特归降的三车凌等人和决定用兵事宜。十一月，因为同样目的，皇上冒着严寒又一次来到承德，则是为接见归降的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
就在此时，为完成康熙、雍正两代“未竟之绪”，趁其内乱，先后规划并进行了平定准噶尔达瓦齐、阿睦尔撒纳，平定喀尔喀王公青滚杂卜，回疆大、小和卓木等重要的军事行动。完成了所谓“西师”的宏业。
巡幸避暑山庄、秋狝木兰又在原来的联络蒙古各部王公的作用之外，在联络藏族、回族、青海蒙古上层僧俗人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适应这一形势，皇上即位不久，便首先对原来山庄的各处建筑加以修葺。乾隆二十年以后，又在修葺的基础上，对避暑山庄进行了大规模的营建。如在承德增修了普宁寺（大佛寺，依西藏三摩耶庙之式建造）、安远庙（俗称伊犁庙，仿伊犁河固尔扎庙样式为之）、普陀宗乘之庙（仿西藏布达拉宫修建）、须弥福寿之庙（仿班禅喇嘛在日喀则所居扎什伦布寺兴建）。（26）
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修建始于康熙晚年（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但整体工程到乾隆年间才予告成。这，也是十八世纪中国政府修建的大工程之一。
7．东巡祭孔
乾隆二十年六月，得到西线前方错报，以为取得平准大捷，上谕：昔年皇祖圣祖仁皇帝削平三孽，于康熙二十三年诹吉东巡亲祭阙里。武功文德，彪炳简册。朕仰承先烈，集此大勋。亲告成功于太庙，郊、社、岳、渎诸祀，次第遣官敬谨举行，以昭茂典。先师孔子阙里，理应恪循成宪，躬诣行礼。决定效法圣祖，于次年春月东巡，展谒孔林。（27）
清人尊崇孔子，还在关外时，就在盛京修建孔庙，祭祀孔子。入关后，在北京国子监旁建孔庙，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顺治十四年，改称“至圣先师”。康熙二十三年，圣祖于南巡途中，亲往曲阜祭祀孔子，写“万世师表”匾额，悬挂大成殿中。并拨内帑，重修孔庙。
如果说清朝的尊孔超过了以外任何一个朝代，乾隆在清代各朝中又应列为首位。皇上于乾隆十三年、二十一年、三十六年、四十一年、五十五年，曾专赴山东祭祀孔子。另外又在二十二年、二十七年和四十九年南巡时，特地路过曲阜祭孔，创造了空前绝后的历史纪录。（28）
至于东巡缘由，皇上曾有一段自白：
朕幼诵简编，心仪先圣，一言一动，无不奉圣训为法程。御极以来，觉世牖民，式型至道，愿学之切，如见羹墙，辟雍钟鼓，躬亲殷荐，而未登阙里之堂，观车服礼器，心甚歉焉……
思以来年春孟月，东巡狩，因溯洙泗，陟杏坛，瞻仰宫墙，申景行之夙志。复奉圣母皇太后懿旨，泰山灵岳，坤德资生，近在鲁邦，宜崇报飨。朕不敢违……（29）
乾隆二十一年二月，皇上从北京出发东巡（此次皇太后未同行），闻知擒获阿睦尔撒纳的消息（又一个误报），命改道泰陵（世宗雍正皇帝陵，位直隶易县），以告成功。然后赴山东曲阜。
东巡祭孔，首在崇儒重道。到曲阜当天，即至孔庙行礼。第二天，至大成门下轿，步入大成殿，于孔子像前，行三跪九拜礼。然后至诗礼堂，由孔府举人讲解《中庸》，贡生讲解《周易》。宣上谕。往孔林，至孔子墓前，行三拜礼。致祭少昊陵、周公庙，举行宴会。续于《御制阙里孔庙碑文》中写道：
自古圣帝明王，继天立极，觉世牖民，道法之精蕴，至孔子而集其大成。后之为治者，有以知三纲之所由以立，五典之所由以叙，八政之所由以措，九经之所由以举，五礼六乐之所由以昭宣布列于天地之间，遵而循之，以仰溯乎古昔。虽尧舜禹汤文武之盛，弗可及已。而治法赖以常存，人道赖以不泯，讵不由圣人之教哉……
（朕）道畿甸，历齐鲁，登夫子庙堂，躬亲盥献，瞻仰睟仪，展敬林墓，徘徊杏坛，循抚古桧。穆然想见盛德之形容，忾乎若接，……有不益增其向慕，俛焉而弗能自已者欤。（30）
字里行间，对孔子的敬仰似全发自内心。（31）
东巡至三月底，约一个半月以后回到北京。
不过，故地重游，也往往带来令人痛苦的回忆。就在上一次，乾隆十三年第一次东巡，就发生了皇后不幸崩逝的事件。对于皇后的死因，有着多种不同的传闻，也有人拿出皇上一系列悼亡诗，表示他的爱情之深，为之洗刷罪名、力证清白。
皇后之死，使皇上大受打击，一反常态，演出了乾隆十三年的一幕幕悲喜剧。（32）其中存在许多深层原因，也有许多是与皇后之死脱不了干系的。但说到皇上的“心理变态”，实有一种“懊恼”、“悔恨”，以致“自责”的成分在内，就事论事，一般的妻子之丧似还不足以解释。
因此，以后四次路过济南，据说都没有进入这座城市，以免引来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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