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怒火逐日上升，五月二十一日谕示，仅予革职处分过轻，不足以示惩，改处爱必达发往伊犁，自备斧资，效力赎罪。宋邦绥留湖北省认办堤工三年。六月初，皇帝中途变卦，认为爱必达早已知晓真盗案情，故意批驳秦爃禀文，任由沈作朋拨弄是非掩饰前案。若仅发往伊犁，处分过轻，无法警示其他臣僚，因此谕令押往行在亲自讯问治罪，并查抄其财产。六月十二日，命令所有违法臣僚俱押往热河避暑行宫，亲自审讯。
在热河，爱必达于认罪时供称：因第二案发觉前案判决错误，如果翻案颜面无光，因而踌躇未决。沈作朋却在答复中出言辩解，龙颜大怒，立即予以正法，成为本案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被处死的官僚。
皇帝认为此案有四大弊端。其一，湖北地方官员上下扶同，朋比为奸，串通蒙骗，纵盗冤良。其二，引起湖北同省民人公愤，而有司不敢举发昭雪。其三，罕见之欺君罔上。其四，扰乱社会秩序。并重申：立法之意在“安民”，因前案未能雪冤，造成劫盗集团连续犯案。第二案苦主赵启贤惧于张红顺一伙前科未受任何惩罚，猜想其人可能与地方官员有所勾结，而不敢赴控。如此一来，“闾阎尚有安居之日乎？”
皇上在本案中表现得异常严厉。他有意借此整顿吏治，肃清官僚揣摩上司意旨、不问案情曲直的陋习。对于案内有心犯错者从重处置，存心观望揣摩者一并处分，不使一人漏网，而且所有惩处都通谕各省以为戒鉴。
本案爱必达以总督身份应负全责。其渎职在前，欺君在后，有负平日皇恩，但念在“案中尚未冤及人命”，从宽改为绞监候。乾隆二十八年十月，以爱必达出自勋旧世家，两位兄长策楞死于兵事，讷亲于金川之役以贻误军机罪处斩。因不忍心兄弟三人同样下场，改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前任巡抚周琬曾任刑部司员，评为“颇称强干”，却听信沈作朋一面之词，朋比为奸，存心欺骗。虽未参与第二案审判，却始终不令宜昌知府佛保住往见爱必达面禀详情，是本案欺罔之罪的祸源，处以斩监候。二十八年十月赦免爱必达之后，予以释放，改为发往伊犁赎罪效力。
布政使沈作朋为本案罪魁，事前纵盗冤良，事后拨弄是非，酿成冤案。如果仅予军流，往后主管地方司法、刑狱大权的按察使，都以如此轻率的方式动辄处罚劫盗原告，以一手遮天下耳目，地方百姓如何安居，社会如何安定？因于乾隆二十八年七月予以处斩，抄家。
亢保，前湖北布政使，任内扶同附和，揭参赵泰交，并会衔滥行保举陈铨（知州）、陈文枢（同知）。第一案发生时，二陈为知县，在沈作朋的号令下，翻云覆雨，刑求逼供归州吏目州役，予以革职。
宋邦绥继周琬为第二任湖北巡抚，迎合上级，未能明察真相，处以留楚办理堤工，又追加捐银三万两以备工程之用。
原任湖北巡抚汤聘（案发时已调任江西巡抚），于第二盗案办理失当。处以革职，后捐银三万五千两，认办地方工程。
续任按察使高诚明知前案冤抑，不为翻案。身为按察使，难辞其咎，解任。
武昌知府锡占承审重案，迎合沈作朋之意，为罪魁祸首之一，革职抄家。
宜昌知府佛保住，革职。
续任知州陈铨、陈文枢，同知单文扬“均罪无可贷，但究系受上司挟制，核其情罪与周琬、沈作朋有间”，仅革职处分。
在此案中，一如既往，对犯罪官员采取了抄家处分。显示皇帝具有官僚财产控制及分配权。抄家中，往往新旧书文字迹，俱详加检点。
对于幕宾徐掌丝、徐登三和卢培元三人之处分，皇上也毫不放松。督抚藩臬等地方大员承办案件造成冤案，固然不可诿过他人，但幕宾盘踞湖北官场多年，与地方官交接往来，串通上下，必须惩处以警惕其他：“此等劣幕辄敢暗通生气，从中把持，为地方之害，不可不明治其罪，俾凡做幕者共知警惕。”处分臣僚幕友之余，皇上脑筋一转，心想湖北之外难保其他省份没有类似劣幕，于是明令整顿，由各省督抚严密查访奏报，并特别警告“倘督抚等视为泛常，不知实力整顿，一经朕别有访闻，唯伊等是问”。
第一案内遭受冤狱处分的一干人等，在钦差阿永阿的重审之下重见天日。
盗犯张氏兄弟，则“不必照寻常案犯办理”，旨到之日立即处斩。据报，“楚省军民观者亿万，无不欢呼称快，感颂圣明。”
这些均显示皇权伸张才能一平民怨，与官僚善恶无绝对关联。费孝通曾提出，“中国的官僚并不是（与皇帝）分享政权的，他们和政权本来是处于敌对的地位”。（22）相信这也可以给其他研究者以启发。
此一案件又表明，并不是到乾隆三十三年“叫魂案”时，皇上才大规模的整肃吏治。类似的事件，在那之前即已发生，而且可能相当频繁。而所有这些，都仰赖于“皇上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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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清皇帝南巡始末闻书》，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3期，华立：《“唐船风说书”与流传在日本的乾隆南巡史料》一文。该书系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所藏抄本，记述乾隆帝第三次南巡事，是依据当时赴日贸易的中国商人、船员等所谈国中见闻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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