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皇上断言“贼供本不足据”,又称据寿张县吏目杜安邦所言,“寿张收成实有对半,各处俱有盖藏,并非荒歉,该县民人亦无曾经告灾之事”。(55)直隶总督周元理亦称:山东逆匪王伦聚众谋为不轨,先由邪教而起,有白莲、白阳、清水等各种名色,始则念经聚会,敛钱哄骗,渐则散布邪言,习学拳棒,以致流为谋逆。(56)
王伦所入清水教,原名八卦教,又名五荤道、收元教,为康熙初年山东单县人刘佐臣所立,分八卦收徒。王伦所入可能系其旁支,也有二十年以上的历史。据说,他们都可以归入一个大的教派——“白莲教”。其立意,与年成如何并无必然的关系。这一点,倒可能是皇上说对了,尽管他有无视地方饥灾之嫌。对所谓民众“叛乱”问题,学界则一直存在不同看法,如有的强调“阶级斗争”,有的强调“经济原因”,有的则把它归于“宗教信仰”。(57)根据清代的有关史实来看,似乎说“信仰”(或“教派”)之争,恐怕来得更信实些。
王伦起事,可能只是当年的一件小事。但它却是一个预兆,在很多方面,都成了以后民变的先声。
如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甘肃河州就发生了元顿教聚众起事的事件。其教主王伏林自称弥勒佛转世,能点石成金,当地人入教至二千余人,倡言十一月四日至河州白塔寺同建龙华大会,救度众生,若有携带家口赴会者,待功德圆满,众人全家都有好处。并拟十二日攻破河州,抢劫仓库,得手后即抢兰州省城。河州知州访闻白塔寺民人黄国其家中聚集多人,竖幡念经,并令居民供应粮食,即前往围捕,不料该地民人执刀棍拒捕,殴伤快役七人。陕甘总督于初九日带兵前往剿捕,经十三日一场激战,王伏林等四百余人被击毙,另有五百余人被生擒。事闻,上谕:此案与山东王伦叛逆无异,所有首伙要犯必须上紧弋获,尽法重治其罪。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更发生了甘肃撒拉尔新教苏四十三起事,攻打城池一案。上谕:若不即行擒获,尽绝根株,即可酿成王伦之事。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月,甘肃新教在阿訇田五的领导下再次揭竿而起事。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发生直隶大名八卦教徒谋占城池,图为不轨,纠聚当伙,起事杀官的事件。……
从此,这几乎就成了一个模式。
而且,正是“白莲教”最终发起了乾隆末年的那场著名的大叛乱。
王伦起事,也许没有在广大群众中得到热情的回应,也不表示清代中期的衰落,(58)但到二十年后,恐怕一切都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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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第166页。
(2) 《养吉斋丛录》,卷16。
(3) 以上参见郭成康:《乾隆大帝》;李景屏:《乾隆王朝真相》。
(4) 《史料旬刊》,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辑,1930~1931年,廷寄七,天:185;《高宗实录》卷812。
(5) 《清高宗实录》卷813,乾隆三十三年六月戊辰;又,山东巡抚富尼汉覆奏,六月十七日接到六月十二日谕旨,“臣前在省时即闻有偷割发辫,其人昏迷之事”,嗣于六月初十,兖州知府禀获蔡廷章、靳贯子二犯(《史料旬刊》,富尼汉摺二,天:154),其时序则不无可疑,此中或有档案缺失,亦在所难免。孔飞力则假设,富尼汉在宫中的眼线早已把有关信息透露给他。《叫魂》,第103页。
(6) 《史料旬刊》,谕旨,天154,廷寄四,天:155。
(7) 《高宗实录》,卷813,乾隆三十三年六月是月。
(8) 《史料旬刊》,廷寄五,天:156。
(9) 《史料旬刊》,廷寄十三,天:190~191。
(10) 《史料旬刊》,廷寄十二,天190。
(11) 参见孔飞力:《叫魂》,第103页、第164页。
(12) 参见孔飞力:《叫魂》,第50页。
(13) 乾隆三十三年六月是月,《高宗实录》卷813。
(14) 《史料旬刊》,廷寄九,天188~189。
(15) 乾隆二十二年十月直隶总督方观承奏,《高宗实录》卷549。
(16) 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丁丑谕、乾隆二十二年十月庚午谕,《高宗实录》卷548。
(17) 《朱批奏摺》;对此皇上的硃批是:“此固有之。汝等尚如此,何怪匪徒?”可见他和那些官僚之间日形紧张的关系了,孔飞力:《叫魂》,第176页。
(18) 乾隆三十三年八月戊午、八月己未谕,《高宗实录》卷816。
(19) 参见乾隆三十三年七月癸卯、乙巳谕,《高宗实录》卷815。
(20) 参见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己酉谕,《高宗实录》卷815。
(21) 参见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乙丑谕,《高宗实录》卷816,等等。
(22) 《史料旬刊》,廷寄二十九,天234。
(23) 《史料旬刊》,方观承摺,天153~154。
(24) 《史料旬刊》,永德摺,天268。
(25) 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二十世纪的先声》,《史林》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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