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言之，在中国这一农业古国，自发展的早期阶段，粮食生产都是丰富而有余裕的，曾几何时，一些地方改而经营其他经济作物，因此不得不进口粮食（如广东、江苏、福建等），这是一种进步，而不是倒退；如果“倒行逆施”，强令其“自给自足”，结果将会放弃其领先地位，即使获得一时成功，却最终无法解决该地区的发展问题。
“以粮为纲”的问题，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才得以解决，《杜润生自述》中说：1981年中央批转了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13号文件），它关系到健全农业生产结构，和农业生产的战略方向等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生产结构问题和责任制问题至少是同等重要的。两项政策，一条是包产到户，一条是多种经营，从此把农业推进新的体制和新的生产结构。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存在着很大的误解。好像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都主张重农轻商，就只种粮食，不搞多种经营。实际上“多种经营”是禁不住的，在有些朝代还很发达，——《自述》在这里即引述了高王凌的研究。
1982年秋，我把文章初稿交给发展组。当时小组正准备下乡调查，题目是“包产到户以后”的政策走向。“带头大哥”宋江看好它，来信说：“不仅文章对现实有借鉴意义，而且对改变史学界的学风有一定价值”，并决定打印若干份，送中央书记处。多年以后，据友人唐晓峰回忆，王岐山曾拿此文向他显摆。
当然，这一问题的解决还须分两步走，没有八十年代中在粮食问题上的“放手”（所谓农村改革的“第二步”），则还不成（参见广东和江苏的例子）。
说到这里应该声明，我决无意指陈中国当代改革是受清代影响，不，农村改革是从实际出发，并非受书本和前人影响。但也不可否认，这里面存在有一种“关联”，而且可以“互相说明”。
所以我曾提出这样的学术口号：“正面观察，贯通古今”。不但来回观察，必要时还须反复贯通。
四、一以贯之的农村工业问题
有关经济发展的第三个方面，是农村工业问题。
有人以为，农村工业是“大跃进”以后才有的，这并不对。也有朋友问我，苏南的乡村工业为什么这样发达（白南生；为此1988年我们曾一同去无锡作了一次调查）？对我来说，这问题却是“不言自明”的。在地区研究中，除四川、广东外，我曾专门研究过江南。过去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遮蔽，这些地区发展的本格意义都被忽视和歪曲了。
我的研究表明，在清代长江三角洲，曾存在一个“农村工业区”。当然，这里说的不是现代工业，而是传统工业（与今人的误解不同，传统工业也是工业，而且二者的转化在江南也没遇到什么“实质性”的障碍）。在那里，农家出产主要是工业品——手工纺织产品（棉布、丝织品等），基本是以货币结算（出售棉花，买米自食及交纳漕粮）。不但如此，如果进一步细作区分，可以发现，其最终产品组成中“工业所得”占据大半，“农业所得”不过三分之一。因此，江南也成为当时人口密度最高、经济最为富庶的地区。
与一般所知相反，清代政府对农家工业采取支持态度，好些个省份，如河南、四川、陕西等地的“劝农”中，也都把江苏当作了经济发展的楷模。相应的，乾隆时期政府还开放了矿禁。
“农村工业区”？其他经济史学家不一定同意我的说法。当然，在经济史研究中不可避免会缺乏一些“现代统计”。但这不能成为借口。曾国藩说：做学问要有“胆识”。有些问题需要“考据”，有些则须用别的方法，如章学诚说的“性灵”和“神解精识”，所谓“古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竹帛之外，别有心传”，一味考据，恐怕就会落入学问的“下乘”，并可能迷失研究的方向。
《杜润生自述》里说：初到国家农委上任，正是1979年年初，发现江苏一枝独秀，发展了一批社队企业。乡镇企业在苏南早一步得到发展，也和近代早期的传统基础有关。
他又引述高王凌的研究，说：据中国有的学者研究，在清代这里就形成了一个“传统工业区”，家庭手工业非常发达，已成为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而且，到二十世纪很快就转成现代工业，并形成当地的经济中心，但新中国成立后逐渐趋于凋落。纵观历史，农业向工业生产发展的冲动，在中国是早就存在的，也是难以遏止的。
在追述改革前夜农村形势时，杜润生提出，当时农村已形成了三类地区，各占三分之一左右的比重：一种是集体经济搞得比较好的，一种是处于中间状态的，一种是较差的“三靠队”。所谓“三靠”，即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这一类生产队大多在落后地区，显得问题最大。
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第一类地区即所谓先进地区，问题也很大，只是性质不大一样罢了。这些地方迫切需要放宽政策和解放劳动力，把经济导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梯。然而，受到宏观经济的制约，这种需要很难满足。集体经济体制既解决不了三靠队的“脱贫”问题，也满足不了先进社队的“致富”要求。它几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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