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帝早已对刘濞长年累月的“因病不能上京朝觐”的借口深感不满了，此时晁错的提议正合他意。但是，削藩是大事，他也不敢擅自做主，于是马上召集朝中重臣前来商议。
当景帝询问众臣的意见时，众人的嘴巴都像贴了膏药似的，没有一人敢吭声。如此冷场让景帝有点难堪。
良久，晁错正想说大家既然不反对那就是默认来圆场时，人群中走出来一个人，英气逼人，正是窦婴。
窦婴是窦太后的亲侄子，虽说此时他还是个詹事的小官，但因为有“政治背景”，所以他的话自然很有分量了。众人屏气凝神，准备听听窦婴的高见，但窦婴只有短短的一句话：“臣认为这样削藩有所不妥。”
说完这句话，窦婴再无多言。众人伸长了脖子张大了嘴等了半天，也不见下文。但是，就是这样淡淡的一句话，却告诉众人一个事实，那就是皇太后的亲侄子反对削藩。
晁错虽然有景帝的恩宠，但面对背景非同一般的窦婴，他却不敢贸然力争。结果可想而知，因为窦婴这句无头无尾的话，削藩一事就此打住。
削藩的计划虽然暂时被搁浅，但想干一番大事业、轰轰烈烈过一生的晁错并没有灰心，相反，他时刻准备着。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这话一点也不假。不久，晁错苦苦等待的机会终于降临了。
七国之乱
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的冬天，楚王刘戊顶着凛冽的寒风，来京觐见天子。每年按时入京觐见皇上，是每位诸侯王必须交的“家庭作业”，然而，刘戊不会知道，他这次入京，竟点燃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七国叛乱”的导火线。
刘戊是景帝的堂弟，他的祖父是元王刘交。刘交在楚地称王二十多年，重用名士穆生、白生、申公三人，一时间国泰民安。刘交死后，儿子刘郢继承了他的王位，仍然重用这三位名士，依然国泰民安。刘郢去世后，儿子刘戊继位。刘戊却是个贪酒好色、胸无大志之辈，一上任便不把三位“老古董”放在眼里。穆生、白生、申公三人在相劝无效的情况下，先后告老还乡。
没了三老的约束，刘戊变得更加放荡起来。汉景帝刚继位不久，薄太后便一命呜呼，全国一片哀悼，但刘戊却依然过着声色犬马的放纵生活，仿佛一切与自己无关。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刘戊的一举一动没有逃过晁错的火眼金睛。此时刘戊千里迢迢来上朝，正是晁错表现的大好时机。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晁错当机立断，马上向汉景帝打了一个小报告：薄太后丧葬期间，刘戊与人通奸，依律当斩。
景帝接到报告后却很为难，这通奸一罪，说大则大，说小则小，怎么处置刘戊令他十分头疼。权衡利弊，念手足之情，景帝免了他的死罪，只削夺了他楚国的东海郡作为惩罚。
晁错初试牛刀，刘戊光荣地成了削藩的奠基石。首战告捷后，晁错再接再厉，找了点芝麻大的小罪过，鼓动景帝削去了赵王刘遂的常山郡，然后又以“卖爵罪”削去了胶西王刘卬的六个县。
就在晁错准备大刀阔斧地削藩时，刘濞不干了。他认为与其这样坐以待毙，倒不如豁出去了。他心一横，决定造反。
要造反，就得联合众王。思来想去，刘濞把首选的目标停留在了胶西王刘卬身上。刘卬刚刚被削了封地，他的一口怨气正没处发，此时正好可以火上浇油。而且刘卬素来勇猛，敢作敢为，是典型的“武力派”，找到他就等于找到了一个好帮手。
打定主意后，刘濞派中大夫应高去胶西说服刘卬。到了胶西，必要的客套过后，应高马上来了个单刀直入：“吴王贵为一方诸侯，如今却心事重重。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吴王特派我来跟您说说他的心事。”
“洗耳恭听。”刘卬道。
“吴王身体一向不好，不能朝见天子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他常常害怕受到朝廷的猜疑，却又不能把个中缘由解释清楚。为此，吴王只能节衣缩食，小心做事，唯恐有半分不是。”应高说着，顿了顿，随后话锋一转，“当今天子宠爱庸臣晁错，听从他的谗言擅改法律，侵削各诸侯王的领地，征收各种苛捐杂税。你们胶西国素来对朝廷忠心耿耿，却被平白无故地削了封地，今天是削地，明天说不定就‘削头’了。不知道大王有没有这样的顾虑呢？”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吴王真是我的知己啊！”刘卬长叹一声，“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应高等的就是这句话。他当即脸一板，义正词严地说道：“俗话说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与其这样坐以待毙，倒不如先下手为强。吴王此番叫我来，就是请大王一起出兵的。”应高终于亮出了底牌。
“万万不可啊，身为人臣，怎么能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呢？”事实证明，刘卬别的本事没有，但作秀的本事却和刘邦有的一拼。他明明早已心动，但必要的过场还是要走的，这样一来可以试探吴王的可靠性，二来成与不成都给自己留了台阶下。
应高没有直接回答刘卬的话，而是谈起了前不久天空出现百年难遇的彗星，以及天下蝗虫四起这两件事。凡是天下将发生大事前，都会出现一些不祥的征兆。刘卬自然知道应高话里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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