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出就有回报，他的无私奉献收到了良好成效，他送出去的是知识，留下的是董氏这块金字招牌。他的声名到了极盛的地步，那些“国家级”的教授在他面前也自叹不如。
俗话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事实证明，董仲舒是千里马中的千里马，而汉武帝刘彻是伯乐中的伯乐。他拿着董仲舒的考卷看了一遍又一遍，读一遍参悟人心，读二遍醒悟人性，读三遍感悟人生，读百遍爱不释手，读千遍意犹未尽……汉武帝马上下令召见了董仲舒。
与其说是召见，不如说是汉武帝对董仲舒的第二次考验。只是先前是笔试，现在是面试。
“朕有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烦请先生解惑。”汉武帝对董仲舒恭敬有加，态度诚恳至极，没有半点考官的架子，反倒像一个误入歧途的人等待高人指点一样。
“三皇五帝从兴起到衰弱，这是不是天命呢？夏、商、周三代受天命而兴起，它们的祥兆是什么？灾异变化又是什么？是天命还是道义？朕希望社会能流行淳朴的风气，朕希望四海升平，百姓能安居乐业，朕也希望法律能坚决地实行下去，所有人都有安全的保障，朕希望能享受上天的保佑和鬼神的阴骘……却不知该如何修治整饬，达到心中宏愿，故请先生赐教。”汉武帝大有把埋藏在心底十六年来的“十万个为什么”都问出之意。
面对汉武帝撒豆子般的提问，董仲舒不急不躁，从容淡定，娓娓而谈，一一作答。他的话高屋建瓴，条分缕析，成了流传后世的经典，史称“天人三策”，归纳起来有五个要点。
第一，新王改制，君权神授。
董仲舒说，新的王朝建立后，新的皇帝即位后，一定要改变旧朝的制度和礼仪，而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改正朔，易服色”，达到以顺天命的目的。
“正朔”的“正”指正月，即一年之首；“朔”指初一，即一月之首。“改正朔”说白了就是改变前朝历法的意思。
“服色”指的不仅仅是服装的颜色，还包括车马、祭牲等颜色。每一个朝代崇尚的颜色都不同，夏朝尚黑，商朝尚白，周朝尚赤。“改服色”说白了就是改变前朝所崇尚的颜色。
之所以要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意，是因为君权神授。皇朝的更迭是天意，非人力所为，这证明了新政权的合法性。人君受命于天，奉天承运，进行统治，代表天的意志治理人世，一切臣民都应绝对服从君主。而皇帝的权力是上天赐予的，是命中注定的。如果君主滥用权力，苛法暴政，无法无天，违背天意，老天就会发出警告。如果警告没用，老天就会以灾异等形式来鞭策、约束君主的行为，直至剥夺君主手中的权力。
董仲舒的“君权神授”使君主的权威得到了空前提高，他把君权建筑在天恩眷顾的基础上，从而使君主的权威绝对神圣化，这有利于维护皇权。同时又告诫君主要懂得洁身自爱，做到慎言、慎独、慎行。
第二，大一统，大统一。
董仲舒按照《春秋》所提倡的“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极力主张实行“大一统”。
“大一统”即天下统一，这正好跟极富政治理想和抱负的刘彻不谋而合。刘彻当时的形势是，国内刚刚平定七国叛乱，各大诸侯虽然心存敬畏，但人心不稳；国外匈奴日益强盛，常常骚扰大汉边疆，为所欲为。
在内外形势都很严峻的局面下，如何建立高度的“中央集权制”，这正是刚登基的刘彻面对的当务之急。而董仲舒提倡的“大一统”正中刘彻的要穴，自然很得他的赞赏。也正是因为这样，刘彻一生都在追求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并且倾尽人力、物力、财力和匈奴展开了“虽远必诛”的持久战，只为了达到中国“大统一”的目的。
第三，立太学，举贤良。
打天下，靠人才；治天下，更需要人才。正如刘邦所说，“我能在马背上打下天下，总不能在马背上治理天下吧”。治理天下，没有人才，一切都是扯淡。
“立太学”是指建立国家级的中央大学，通过政府扶植来培育人才，通过设立乡学培育人才，以供朝廷社稷所用。
“举贤良”指将“公务员公开招聘”，即举贤制制度化，源源不断地向朝廷输送能人异士，让大汉王朝人才荟萃，国泰民安。
第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说，天下民众，只要学习《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和《论语》就可以了，凡是不在此范围之内的其他各家学派的学说，应该禁止传播，坚决杜绝这些学说与儒家学说同存共议。这样一来，可以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只有思想统一了，法纪制度才能统一；只有法纪制度统一了，民心才能统一；只有民心统一了，国家才能治理好。
当然，这个统一是要讲究方法的，秦始皇也是为了统一天下民众的思想，但采取的方法却不妥，是血淋淋的焚书坑儒。而董仲舒提倡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温柔战术，不杀你也不坑你，只要你一心一意读儒学就行了。
第五，主更化，常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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