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此一时非彼一时。经过五代人的共同努力，通过休养生息政策，这时的汉朝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国力已是一跃千里，粮多、钱多、马多、武器多、军队多。
粮多解决了吃的问题，钱多解决了穿的问题，马多解决了行的问题，武器多和军队多解决了打仗的问题。总而言之，这五个多合起来就能解决战的问题。
就在汉武帝磨刀霍霍，准备战的时候，匈奴人似乎闻到了不祥的气息，主动投来了“和”的橄榄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匈奴的单于派使者到长安求见汉武帝，请求和亲。
为此，汉武帝马上召开了一次朝议，讨论接不接受和亲的问题。他这样做的目的有二：一方面主动征求大臣们的意见，落得个广开言路的好名声；二来测一测大臣们对边疆问题的期望值，为自己的武力平定匈奴做铺垫。
朝议开始后，一改上次汉武帝为窦婴和田蚡举行辩论会时的沉闷，现场气氛非常火热，“主和派”和“主战派”讨论得热火朝天。
首先，主战派的代表人物大行（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部长）王恢发言。王恢之所以能成为主战派的代表人物，是因为他长年在基层工作，而且还经常与匈奴打交道，主张以武力解决匈奴问题是其深思熟虑之后的举措。
“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匈奴是一个不讲仁义的民族，匈奴人是一群不讲信用的人。自从汉高祖以来，我们送的公主还少吗？我们给他们的钱财还不够多吗？可那又如何？给了他们好处，他们就高兴一下，他们就收敛一下，等你人走茶凉，他们马上就变脸了，擅自毁约，私自出兵，独自偷欢，从来不把信义放在脑海，从来不把道德留在心间，从来不把汉朝放在眼里。分分合合这么多年，闹闹腾腾这么多年，咱们劳民伤财，赔了夫人又折兵，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匈奴是永远驯化不了的敌人，是反复无常的小人，是无信无义的畜生。”
王恢一张嘴，洋洋洒洒，有理有据，把大家都震住了。
“要想结束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要想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和亲不是办法，而是毒药，饮鸩止渴不是办法啊。唯一的办法就是拿出破釜沉舟的气势，拿出一往无前的斗志，向着匈奴前进、前进、再前进，打败他们、击破他们、赶走他们、超越他们、彻底战胜他们。只有自力更生，才能岁岁平安、年年和谐啊！”
王恢说完这番话，顿了顿，来了个总结陈词：“总而言之，枪杆子下出政权，只能靠武力才能踏出一片艳阳天来！”
随后，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御史大夫韩安国进行了陈述，他显然也是有备而来的。韩安国侃侃而谈，娓娓道来，条分缕析，层次分明，谈了主和的三点理由。
理由一，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匈奴是游牧民族，他们居无定所，如果我们主动出击去找他们，犹如大海捞针一般。而且，就算费尽千辛万苦找到了他们，也定是强弩之末了。这时候匈奴趁机反击，咱们就会吃不了兜着走。如果说我们是强龙，那么匈奴就是地头蛇，强龙虽强，强龙虽大，但压不过地头蛇啊。
理由二，以卵击石，不可毁也。匈奴是在马背上长大的民族，他们的骑兵威力很大，视刀山火海如浮云，有排山倒海之威力，被称为沙漠之狐。我们的骑兵虽然也不弱，但跟他们相比，便是小巫见大巫了。如果我们非要与之相争，就好比以卵击石，怎么能打败他们呢？怎么能取得胜利呢？
理由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也。匈奴人是游击战的鼻祖，深得兵法之奥妙，在作战中打得赢就打，打不赢便跑。他们不羞遁走，认为只要能保全性命就是胜利。与之相比，我们的优势在哪里，我们的长处在哪里，我们又真正了解匈奴多少，我们拿什么去征服匈奴呢？
最后，韩安国总结陈词道：“总而言之，与其摸着石头过河，冒险和匈奴人进行刀锋上的较量，不如放下屠刀，立地求和。”
一边主战，一边主和，相对相立，相映成趣。一边战鼓隆隆，铁骨铮铮，意气风发，似乎在谈笑间，在弹指一挥间，匈奴便灰飞烟灭了。一边和风徐徐，言辞灼灼，灯火阑珊，似乎在花好月圆间，在举杯邀明月间，大汉王朝便能和匈奴永远和平共处下去。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让裁判长汉武帝很为难啊。为此，他决定充分发扬民主，请与会的大臣们进行一次“公投”。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支持王恢的居少，支持韩安国的居多。
看到这个结果，汉武帝很无奈，他的原意是主张动武的，但此时的“臣意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大多数大臣还是保守派，还是愿意继续走和亲的老路线。
这说明什么？说明群臣的眼睛是雪亮的，管他东南西北风，明哲保身最重要。
这证明什么？证明现在动武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任尔凌云壮志，时机才是最重要的。
既然如此，那就再忍忍吧，再等等吧，忍到条件成熟时再说，等到东风来时再谈。汉武帝权衡利弊和轻重后，宣布道：“朕同意韩安国的意见，继续和亲。”
主和派和主战派的第一次交锋最终以主和派的胜利告终，但主战派却如革命的种子，虽然还是“星星之火”，但成“燎原之势”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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