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来看主父偃“良人三策”中的第一良策：迁徙“郡国豪强”。
主父偃提出迁徙天下豪杰、兼并之家于茂陵（今陕西省兴平市），内实京师，外削奸猾，以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
茂陵是汉武帝上台后就开始为自己修建的一条生后路。这座大型陵墓的修建直到汉武帝死时才宣告结束。其规模之大、气势之宏伟，唯秦始皇的骊山陵墓可以相媲美。但是，修建之初，这里位置偏僻，交通不太发达，是全国人口密度较低的地方。汉武帝把自己的陵墓选在这块风水宝地后，便一心一意想把茂陵地区建设成一座“小香港”似的城市。主父偃的建议正和汉武帝对茂陵进行“招商引资”的战略目标不谋而合。于是，主父偃的建议一出，汉武帝便下了一道诏书，各郡各户，凡个人私有财产达到三百万以上的“富翁”，限期搬到茂陵，留头不留家，留家不留头。
因此，我们看到这样一幅景象，汉武帝在茂陵建自己的陵墓，而全国大大小小的富豪们举家千里大迁徙地奔向荒凉陌生的茂陵。这么一折腾，自然有很多人心里不乐意了，但大多数富豪都敢怒不敢言，毕竟谁都不敢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
众人都不敢，但有一个人却例外。这个人的名字叫郭解。
郭解，河内轵县（今河南省济源市）人，他家世代都是大地主，有钱有势，人称“关东大侠”，是方圆数百里有名的重量级人物。他家里的钱据说可以用屋来堆，手中的权势也不容小视，据说跟卫青“交往甚密”。
人家世世代代生活在河南，突然要搬到茂陵去，郭解当然不乐意了。于是他便找到卫青，求卫青帮他说说情。
卫青是个讲义气的人，他马上向汉武帝上演攻心术，说郭解家里很穷，不具备搬迁条件，请求留在本地。
汉武帝不是能轻易糊弄的主子。他听了卫青的话后，幽幽地反问了一句：“能请得大将军为他说话的人，难道会是贫穷寒酸之辈、碌碌无为之徒吗？”
就这样，卫青的求情失败后，郭解一千个不心甘、一万个不乐意地上路了。到了茂陵，也不知是出于对上级政策的不满，还是为了打击报复，总之郭解摇身一变，由富翁变成了黑帮老大，把“为富不仁”四个字发挥得淋漓尽致。
当然，鉴于搬迁到茂陵的都是“大腕”级别的人物，再加上又是汉武帝直接管辖的“直治区”，郭解纵有三头六臂也没敢造次。他敢造次的地方是他的老家轵县。
郭解虽然人搬到了茂陵，但他手下的人却在轵县。于是，郭解“身在茂陵，心在轵县”，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投机倒把，可谓无所为不为，无恶不作。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很快，纵使天高皇帝远，汉武帝也听到了郭解的那些龌龊事。他马上给当地政府下达了严查令，当地政府也很快上报了严查结果——郭解没有犯罪。
连郭解的“父母官”都说他无罪，是个好人，汉武帝也无话可说了，只好把目光从郭解身上转移开了。
事情到这里，眼看没有什么波澜可言了，汉武帝在长安做他的大汉皇帝，郭解在轵县做他的“土皇帝”，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但是，嚣张的郭解不会想到，他的一次无意之举，却使得自己的“井水”犯了汉武帝的“河水”，从而引来了杀身之祸。
事情的起因是郭解无意中杀了一个人。如果在平时，他这个土皇帝草菅一条人命那是连眼都不眨一下的小事，但这一次却是例外，他杀死的是一个儒生。汉武帝重用的主父偃、公孙弘等人都是儒生出生，所以说此时的儒生都是汉武帝身边最亲近的人，换句话说就是他的“自己人”。都说打狗得看主人，郭解这一次无疑只看到了“狗”，却没看清狗背后的“主人”。
太岁爷头上动了土，汉武帝不能再袖手旁观了，再次对当地政府下达了严查令。汉武帝满以为这次县令一定不敢徇私舞弊，一定会秉公办事，给出一个满意答卷。然而，结果还是出乎他的意料，县令还是老调重弹：郭解没有罪。
这明摆了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忽悠了一次还不够，这第二次忽悠终于引来了焚身之火。
这时，丞相公孙弘站出来了，他已对汉武帝心里的想法了然于胸，于是主动请缨去轵县调查这件事。
丞相愿意亲自出马，汉武帝当然愿意了。不久，公孙弘回来了，把搜集到的一大堆郭解的罪状交给了汉武帝。随后的事已无悬念可言，郭解不但死有余辜，还被株连九族。
整个“大迁移”的计谋是主父偃提出的，而平息“内贼”却是公孙弘干的。因此，这一次可以算作两人的亲密合作，姑且把他们这时候的关系美其名曰为“蜜月期”吧。
其次，来看主父偃“良人三策”中的第二策：提出在新夺取的河套地区设置朔方郡。
前面已经说过，当卫青收复河套地区后，主父偃立马向汉武帝提出修建朔方郡的建议。通过在河套地区修建城墙，扩河捞淤，设置郡县，抗击匈奴的入侵。汉武帝很欣赏，于是马上就此进行朝议。
但是，主父偃的提议却招致一片反对声，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公孙弘，理由很简单，这是劳民伤财之举。于是，两人在朝堂之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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