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刘邦很快解除了大家的疑惑：“撤军不是简简单单退守沛县，而是绕过胡陵，去攻方舆。”直到这时大家才明白，刘邦使的是声东击西的战术。
果然，方舆因为有胡陵这座坚城做屏障，因此并没有什么防备。面对突然从天而降的刘邦大军，一城守将顿时傻了眼，为了活命，只能投降。
拿下了方舆，刘军士气大振，又一鼓作气拿下了丰邑。然后，刘邦才回过头来对付胡陵。从实战中迅速成长起来的刘邦，这次不再强攻，而是采取了攻谈结合的智取之道。他一边派兵佯装进攻，一边派萧何和夏侯婴与对方谈判。进攻只是为了施压，谈判才是他的真正目的。
最终，胡陵守军没有顽强地耗下去，而是很快选择了投降——互为掎角的方舆和丰邑相继失守后，胡陵已是一座孤城，再坚守下去，除了留个愚忠的美名，已毫无意义。
连下三城，刘邦意气风发。他大手一挥，全军向第四个目标——薛县攻去。
毫无悬念，小小的薛县不可能阻挡刘邦前进的步伐。拿下薛县后，刘邦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实现了鲤鱼跳龙门。刘氏集团无论是地盘还是兵力都得到了壮大。
然而，谁也不会料到，在这一帆风顺的背后，却隐藏着波涛汹涌的暗潮。很快，刘邦就遭到了一记闷棍。
敢于向刘邦挥棍的人不是秦军，而是自己人。这个人叫雍齿。
雍齿当时的职务是丰邑的守将。刘邦进攻胡陵和薛县时，把留守丰邑的重任交给了雍齿。刘邦之所以这么做，倒不是说雍齿有多大能耐，而是出于老乡之谊。
而雍齿之所以反叛刘邦，是因为“小三”——周巿的插足。
周巿是啥人，我们都知道，他是原陈胜第三路军的统帅，但他很快独立，并拥立魏国后裔魏咎为王，恢复了魏国。此后，周巿四处出击，不断扩大领土。而正在这时，刘邦的横空出世打乱了周巿“一路向东”的扩张计划。眼看刘邦的势力扩张一日千里，他心里也着急啊，毕竟刘邦的强大，对魏国的发展极为不利。
也正是因为这样，周巿很快就把目标对准了和刘邦的势力范围有重叠的丰邑。他给雍齿写了一封信，严格来说是一封恫吓信。他在信中软硬兼施，恩威并施，对雍齿进行了劝说。
雍齿原本就是个势利小人，被周巿这么一吓，很快就认，决定抛弃刘邦，投奔魏王。
当刘邦听到雍齿叛变的消息时，气得差点吐血。丰邑是他的大本营，自己和手下的家眷多半被安顿在丰邑。如今亲人身陷虎口，刘邦立即决定亲率大军，杀回丰邑。
雍齿既然做出了反叛之举，自然不会掉以轻心。他高筑壁垒，加强防备。而火急火燎赶来的刘邦只带了三千人马，攻来攻去就是拿不下丰邑。
久攻不下，再加上怒火攻心，刘邦很快就病倒了。
丰邑似乎成了刘邦心里永远的痛。
择木而栖的张良
痛归痛，刘邦始终是个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的人。因此，尽管还躺在病床上，但他一刻也没闲着，大脑飞速运转着，对形势做了一次细致、全面的分析。
刘邦发现，自己此时正身处“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中：西边有日益强大的魏国，北边有日薄西山的秦国，东边有日新月异的景驹（实际权力在大将秦嘉手里）。
相对这三强，他刘邦显得太渺小了，简直微不足道。
现在的关键问题已不是收复丰邑了，而是如何在夹缝中生存下去。在当时革命春风的吹拂下，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到处都是武装集团和武装力量。而这些集团和力量要想生存和发展，无非有三条路可走。
第一条路，自立为王。凡是参加革命者都对称王称霸趋之若鹜。特别是陈胜革命后，马上自立为陈王，更是给世人带了个头。因此，稍有实力的革命集团大都会选择走这条路。
第二条路，立人为王。聪明的周巿就选择了立魏咎为王，自己做幕后推手。后面出场的项梁也用了这招。立人为王，虽然失去了名义上的最高指挥权，但一旦出现风险，就有人帮自己背黑锅了。
第三条路，加盟。对还没有条件自立为王，而又无立人为王时机的革命军来说，加盟是最好的选择。毕竟大树底下好乘凉，挂靠在别的大集团下，虽然名誉有所受损，但却拥有了“保护伞”和坚强后盾。这样一来，就不再是孤立无援的了。
对刘邦来说，他没有条件走前两条路，自然只能选择第三条路。在这个乱世，如果不去抱强者的大腿，仅凭自己这点势力，不谈发展，连生存下去都难于上青天。
刘邦选择抱的第一个大腿，是张楚政权的景驹。
前面提到，陈胜死后，他的侍臣吕臣收集残余部队，替他报了仇。但是，吕臣没有接手张楚政权的威信和实力。而陈胜的旧将秦嘉、宁君等人，若单凭个人能力，也都难以接过这革命的接力棒。于是，他们选择“立人为王”，找到楚国贵族景驹，立他为张楚之王，传承陈胜的革命之光。
刘邦之所以选择投靠景驹，原因有二：
其一，狐假虎威的需要。景驹因为有张楚这块金字招牌，所以虽然势力不大，但名声在外。刘邦投靠他，对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和人气都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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