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战派的代表人物是荆邯、延岑、田戎。
主战派的主要观点是：与其坐以待毙，与其坐井观天，不如放手一搏——自强。
主战派的优势在于：千言万语抵不过一个“理”字。
厌战派的代表人物是：吴柱和公孙光（公孙述的弟弟）。
厌战派的主要观点是：与其鸡蛋碰石头，与其决胜负于一举，不如躲进蜀地成一统——自保。
厌战派的优势在于，千言万语敌不过一个“情”字。
结果公孙述很赞成主战派的观点，也很赞成厌战派的观点，他选择了一个择中的办法：派赵匡和田弇两位将军带兵去救援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隗嚣，而没有调发国内之精兵，南据江陵，北定三辅，和刘秀死战到底。
结果我们都已经清清楚楚地知道了，公孙述的境外战失败了，他派出的援军包括赵匡和田弇两位将军都一去不复返，他极力想挽救的第三国陇地也成了刘秀的一亩三分地。总而言之，因为公孙述的优柔寡断，错失了良机，白白放弃了借助外来力量，和刘秀进行真刀真枪、你死我活、放手一搏的绝好机会。这场扣人心弦的“境外战”，显然最终是以公孙述的失败而告终。
第三阶段：超接地气的“肉搏战”。
“肉搏战”的特点：君子动手又动脚。
“肉搏战”的焦点：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肉搏战”的亮点：向钱看，向厚赚。
“肉搏战”的盲点：打死人不偿命。
“肉搏战”的精点：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
“肉搏战”的观点：肉搏、血腥、凄风、苦雨。
“口水战”和“境外战”显然都是为最终的“肉搏战”来做铺垫的。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又是一个草长莺飞、春红柳绿的春天，雄心勃勃的刘秀开始了得陇望蜀的人生最后苦征之旅。
和“境外战”的主动权在公孙述手上相反，这一次的主动权被刘秀牢牢抓在自己的手里。这一次刘秀把战火烧到了公孙述的家门口了，公孙述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了。
胸有成竹的刘秀使出的战术部署可用十六个字概括：南北两线双管齐下，水陆两路齐头并进，具体部署如下。
南路军。总指挥：吴汉。副总指挥：岑彭。大将：刘隆、臧宫、刘歆等。兵力：步兵六万，突骑军五千。兵力来源：调拨指挥南阳、武陵、南郡、桂阳、零陵、长沙等郡。进攻路线：逆境扬帆——沿长江逆流而上，直捣黄龙——进入益州。
北路军。总指挥：来歙。副总指挥：盖延。大将：马成。兵力：不详（应该不是很多，绝对比东路军少几个档次）。进攻路线：脚踏实地——从凉州出发，开拓创新——沿古蜀道南下，步步为营——依次攻占汉中、广汉等郡，最后一击——进逼成都。
对此，公孙述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周密部署，积极布防，采取的防御方针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进行水陆双管齐下的布防。
陆路：在荆门山和虎牙山这两个“天险关口”严密设防。
水路：一是在汹涌澎湃的长江上架起一道浩瀚如烟的浮桥，二是在水中立下很多木桩，三是修建了瞭望台，
目的很明确：拒人于千里之外。
然而，事实证明，这只是公孙述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他的陆路的布防只能防贼，而水路的布防只能防川。这根本上难不倒汉军。且看东路军的主帅岑彭的表演。
列位看官的眼睛没有看错，岑彭是在兵马未动之前就已完成了“易帅”之举。原因是主帅吴汉犯了“右倾主义”思想。
南路大军总兵力近七万人。总指挥吴汉出于前车之鉴，为了保证在行军途中“不断食”，在大军集结后，他没有直接下达出发令，而是进行了裁兵，要选三万老弱病残幼的士卒回家种红薯。
兵不多，而在精，这是吴汉的想法。
兵贵精，亦贵多，这是岑彭的心声。
兵马未行，内乱先起，主副帅为裁兵僵持起来，仲裁者当然只能是刘秀了。
火眼金睛的刘秀很快有了自己的见解和判断，他自然知道吴汉的“裁兵保粮”的举动是不对的，在自己已经提供了足够的后勤保障面前，在“兵者至上”的大敌当前，这是饮鸩止渴之举，这是自掘坟墓之举。
这是错误的思想认识、错误的军事决定、错误的恐惧心理。刘秀对吴汉大为失望，为此，他马上做出了“仲裁”调节。
一是自我揽责，自背黑锅。刘秀给吴汉的书信里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地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错错错，是我的错。
二是自我调整，自取其咎。刘秀给足了吴汉面子，还给了他一个台阶下，让他改行去负责进蜀部队的后勤军需供应，同时把岑彭扶正为南路军的总指挥，荆门战役以及此后的益州战事由他全权负责。
出师未捷身先死
事实证明，刘秀的当机立断和果敢犀利是正确的，岑彭很快就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
面对公孙述水路的“拒敌之术”，岑彭采取的是以牙还牙的“破敌之术”：火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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